分享到: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谓“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既定工资”即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 $$ 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量降为零。此时,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在刘易斯拐点视角下探究我国劳动力结构变迁对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因素是我国特殊经济发展结构的重要成分,多量低价的劳动力创造出产品优势并最终形成竞争力。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加深,农业与制造业的相对地位发生着改变。劳动力人口虽然因人口老龄化等因素有所下降,但整体数量变化率并不高,而逐渐显现的民工荒等劳动力短缺现象则是由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及第二、三产业迁移的结果造成的。随着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转移,一方面,农村剩余可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处于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劳动力工资成本伴随劳动力的供不应求而上升。本文以刘易斯拐点为视角对劳动力结构的改变进行研究。刘易斯拐点理论伴随发展中国家经济工业化进程的加深而被提出,当经济体跨过刘易斯拐点后,其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形成机制或将面临调整,基于此,本文将在社会总供给、社会总需求两方面探究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对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从社会总供给的角度看,刘易斯拐点将引致工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从社会总需求的角度来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对有效需求产生复杂的影响,既...  (本文共72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及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研究

“新常态”是当前最能描绘中国经济的高频词。回首中国经济一路发展的历程,二元经济形态下的城乡发展一直是改革中的重点。由于人口资源充沛,改革30多年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要素的贡献,廉价的劳动力要素成本使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在国际、国内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在“新常态”下,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内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经济增长动力、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方式都进入了调整期,尤其低成本要素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富余劳动人口逐渐减少,如何应对日益增加的老龄人口问题被提上议程。中国经济结构恰是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体。在他的研究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被分成两种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在经济增长初期,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但具有无限的劳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部门吸收了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要素,现代部门的发展致使传统农业部门劳动人口逐渐减少,人均产出增长;而现代部门在发展壮大下不断地吸引大量的劳动力进行转移,当这种过剩的劳动力逐渐被吸收殆尽,传统部门的劳动生...  (本文共54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刘易斯拐点下的我国税收政策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近些年我国不断出现各种“民工荒”的现象,从技术工人的短缺到普通工人的用工难问题,再到一系列劳动力工资纠纷事件等等,这些都导致了全国各个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经济学名词“刘易斯拐点”,我国是否经历刘易斯拐点或者是即将迎来刘易斯拐点,在经历刘易斯拐点时采用何种经济政策,这些都是广受大家重视的,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拟从税收政策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我国在经历刘易斯拐点时采取怎样的税收政策来应对这个阶段,很好的将刘易斯拐点变为我国经济转型的契机,使我国的经济社会走向飞跃的又一个阶段。本文首先从刘易斯模型入手,阐述了“刘易斯模型”,其概念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阐述人口流动模型时提出来的,这个模型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论述了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期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逐渐变为相对短缺。与此同时,劳动力的工资开始上...  (本文共79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09期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从供给侧判断“刘易斯拐点”:到来还是延迟

一、引言“刘易斯拐点”是指发展中国家从古典经济条件跨越到新古典经济条件时出现重大转折点的时间段,其核心标志是劳动力从过剩逐渐转为短缺(吴垠,2012[1])。蔡昉于2005年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这一论断和2010年“涨薪潮”现象的出现后,引起了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遗憾的是并未达成共识。作为供给侧的四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之一的劳动力,判断其供给需求的现实,考虑“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还是延迟,是有助于中国下一轮宏观经济调整和改革的。对中国“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支持者以社科院蔡昉团队为代表(蔡昉,2007[2];蔡昉,2010[3];蔡昉和都阳,2011[4])。贺蕊莉(2013)[5]借助“刘易斯拐点”、沃尔夫森极化、ER指数、基尼系数等理论对收入分布变化及趋势进行评估,发现虽然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但是收入分配没有得到较好改善,收入差距在扩大,属于沃尔夫森极化且速度很快,推动“刘易斯拐点”...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02期
江苏社会科学

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基于经济学角度的再认识

一、引言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我国经济运行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自1998年以来首次超过城镇居民,并连续领超3年。加之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不仅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也是2011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呼吁放开二胎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案依据。就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中国迫切需要找出刘易斯拐点与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这不仅关系到我国对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更关系到政府对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各种政策调整的准备工作。对民工荒的判断,学者和政策研究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研究的角度和使用的数据来源不同使得在民工荒不荒以及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没有统一的定论。就研究角度而言,论证民工荒的主要依据有四:一是农业劳动力的使用数据,Ryoshin Minami and Xinxin Ma(2010)在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态势、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等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基...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