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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口评说改编移植剧

近年来,我国戏剧舞台上不断涌现出一批以改编、移植传统剧目或其他艺术作品而取得成功的优秀剧作。仅以最近揭晓的第九届文华奖为例,获得“文华大奖”的11个剧目中,京剧《骆驼祥子》、话剧《生死场》、川剧《金子》、湘剧《马陵道》、歌剧《原野》、舞剧《阿炳》等改编或移植剧作占半数以上。而且,纵观普通戏剧艺术的创作,改编或移植剧作同样占有相当多的数量。因而,如何看待戏剧创作中的改编和移植,记者为此采访了来渝参加全国艺术创作会议的部分专家和文化部领导。$$文化部副部长潘震宙认为,在我国的艺术发展史中,一直有改编和移植的良好传统。改编和移植的领域很广阔,不仅有他人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而且通过改编和移植,还出现了新的创作空间。$$“历史题材或现实题材都不过是艺术家依托的外壳而已,关键是要通过题材挖掘人们关注的永恒的主题,”田沁鑫对此深有体会。...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重庆日报2000-07-17
《青年文学家》2019年08期
青年文学家

《生死场》中王婆形象的分析

武诗蕊沈阳师范大学萧红的《生死场》发表于1935年,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前后东北农民的生活状态和铁血入侵带来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维新家庭的成长环境和新式教育的经历使她的心里很早就产生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后来的窘困经历与后期左翼思想的灌入使她更加倾向底层民众的写作。《生死场》的完成时间是从哈尔滨到青岛的两个时间段,描写的就是哈尔滨近郊乡村的故事,展现了中国北方乡村社会衰败瓦解的历史命运。文中萧红所塑造的人物大多是具有集体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其中王婆是典型人物,更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一类女性的典型代表。那么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挖掘王婆形象新的阐释意义?一、集体女性的代表“王婆”这个名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是陌生的存在,从“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到《水浒传》、《金瓶梅》等,各种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都出现过“王婆”形象。我们常说的古代中国的民间女性职业“三姑六婆”,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在塑造这些形象的时候大都以“王婆”为名。“王婆”的通俗说...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青年文学家》2019年21期
青年文学家

《生死场》悲剧女性形象谫析

余安然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界对《生死场》的研究基本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以鲁迅、胡风为代表的经典阐释。鲁迅:“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1]胡风:“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2]当时正值日本侵华,因此概括女性生存状况,都染上了抗战的鲜红色调。后期进入小说的多元化解读:对于“生”和“死”的探究和女性视角的分析成为延至今时的重点。杨义指出小说:“思考着处在原始半原始状态人的生和死的哲理及人类价值”[3]这揭示出具有启蒙思想的哲学意义。同时随着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关注,学者加深了对《生死场》女性视角的研究,着重以“女性眼睛”把握文本内容,从多角度探析女性悲惨命运。一、苦难中的女性形象金枝是小说中着墨最多的一个人物,作为一个单纯甚至有点无知的农村少女,禁不住青春爱欲的诱惑和青年业成发生关系,未婚先孕,在闲言碎语中出嫁;成为男人的泄欲工具,时时遭受毒打;后因日本侵略,被迫进入城市,遭辱后靠出卖身体维...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8年02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生死场》葛浩文译本的生态翻译解读

1引言自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于2002年提出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已逐步成为其中的一个实际内容和部署,但其现状和效果却不容乐观。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有“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之称的葛浩文先生曾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上直言近十多年来,相比其他亚洲文学,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并不太受欢迎,也没有比较理想的出版市场和读者市场。[1]窥一斑而见全豹,中国文学要“走出去”任重而道远。但不可否认,作为当今英语世界首屈一指的现当代中国文学翻译家葛浩文先生却硕果累累,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自1970年以来,葛浩文已翻译出版近50部港台和大陆作家的作品,在中国文学英译市场上独领风骚。他的翻译似乎已成为了一个符号,从一个正在发生的个案变成了一种现象,即从“个体”意义上升到了“类”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用中国的翻译理论来探讨中...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文教资料》2008年04期
文教资料

以人为中心的文学起点——关于《生死场》

《生死场》是萧红的代表作。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界普遍将其看作是最早反映抗战与人民觉醒的一部“抗日小说”,在当时“救亡压倒启蒙”的形势下,这一评价无疑具有它的合理性与积极的现实意义。但同时,《生死场》也在这一经典性阐释中被狭隘化了。可以说,被狭隘化了的《生死场》成就了萧红,也将她推入了更深一层的误解之中。萧红后期创作的《呼兰河传》与《马伯乐》等被认为是她个人消极的情绪在文本中的表现,这是发人深思的。新时期以来,随着回归文学自身、建立新的审美表现原则的呼声越来越高,文学界开始了对萧红及其作品的“重读”,重新发掘了这位女作家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然而我们的文学界似乎又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试图抹杀《生死场》与政治相关联的一方面。事实上,《生死场》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背景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因为在心理上厌弃了踞守文坛多年的国家政治权力话语形式就否定《生死场》在左翼文学、抗日文学中的意义与价值。各种文学流派有怎样的文学主张,采取了怎样的文学形式...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参花(下)》2017年11期
参花(下)

谈《生死场》的独特思想内涵与爱国情怀

《生死场》是抗战文学中十分独特的一部小说,也是近现代文学创作中的伟大小说之一。小说以抗战为题材表达萧红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更暗含了她独特的爱国情怀。在爱国文学创作艰苦卓绝的探索过程中,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惨痛教训中,先觉者也越来越痛心地认识到了抗战文学的作用,于是便有了萧红《生死场》的问世。[1]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壮丽史诗的形象记录,爱国主义是一个贯穿的主题。[2]抗战文学作品中,大多以描写抗战爆发后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不畏艰辛寻求民族独立自强的出路,或是城市、农村人民受到日本控制而艰难生活、辗转流离,又或者是面对日本侵华而积极反抗的故事,它们都在文字中明显地体现了作者坚定、强烈的爱国情怀。在风格上,《生死场》与很多文学作品明显不同,似是散文,而又有小说的主体构架。这是萧红作品创作上的独有特点,运用散文的优势来描写人们生活的全景,又利用小说的框架来展现人们生活、思想的逐渐变化,语言上与赵树理的小说一样平实生动,但又...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