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严歌苓:渴望用两种语言写作

严歌苓是海外文学中的“多产多奖”作家。《天浴》、《少女小渔》、《扶桑》、《人寰》、《谁家有女初长成》……她创作的一系列作品,笔触细腻而又大气。从舞蹈演员到作家,严歌苓身上集中了艺术家的敏感和执著,这位获英文文学写作硕士学位的旅美作家,如今正在进行双语写作,尝试着在中国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上架起一座桥梁。$$笔者日前见到了回北京探亲的严歌苓。她很优雅,发髻挽起,露出白暂的脖颈。看上去,她倒更像是舞蹈家而不是一位作家。$$能谈谈您自己的成长经历吗?$$1979年,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要求去前线做了特派记者。在两三个月当中,我真正看到了生死,看到了血与火的考验,原来舞台上的表演,变成非常真实的东西,我感到巨大震动。我写了一批叙事诗,很快在军区的报纸发表了,我才发现自己可以写作。一夜之间,我被调到创作组,结束了舞台生涯。我这才想到为什么我做演员只有吃尽苦头才能做得和别人一样好,原来我是头脑比四肢更好用的人。$$可以总结一下自己的创作经历吗?$...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文学教育(下)》2019年09期
文学教育(下)

严歌苓小说与影视剧改编对比研究

严歌苓的小说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这样的作品一经问世就引起轰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很多的导演、编剧就将眼光放到了严歌苓的作品上。就比如张艾嘉执导影片《少女小渔》,张艺谋新执导影片《金陵十三钗》,以及《小姨多鹤》等多部小说改编为热播电视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作品的出现还有严歌苓本人的加入,比如《天浴》、《梅兰芳》,这两部作品严歌苓不仅是原作者还是编剧。下面本文就针对这些改编后的影视作品和原小说进行对比阐述。一.严歌苓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背景是什么(一)大众文化发展下的需求大众文化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中国盛极一时,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迎来,到了九十年代,迅速走向了繁荣阶段。大众传媒这个概念也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大众传媒自身也是具备吞噬力和解构力,让文化传媒拥有新的血液,让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得到了改变,让人们的生活方式...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名作欣赏》2019年26期
名作欣赏

动物的“性”和魅力——严歌苓小说中动物叙事的生态体认

严歌苓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对文学创作的持续热情和旺盛的创作力在中国当代文坛留下了鲜明的印记。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称严歌苓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海外题材创作的代表”。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作家,严歌苓对西方文艺思潮的吸纳和借鉴更为直接和便捷,在严歌苓的小说中,倾注了对女性、动物、自然、生态的大量关注,其中蕴含的对于动物原生态野性的肯定,动物高贵品质的赞扬和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批驳,体现了作者对人与动物、生态的反思和审视,对动物生存权利的诉求和生态危机的思考,是严歌苓生态伦理关怀和生态精神的体现。一、“性”之美:动物的自然魅力严歌苓小说中对于动物和自然的偏爱是有目共睹的,她曾在访谈中坦言从小就喜爱动物,是一个动物狂。这种偏爱一方面来自于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认识,另一方面源自女性和动物、自然天然的亲和与认同。严歌苓认为动物本身都是充满野性、自由而不肯屈服的,这是它们的天性,也是它们的特性。在生态圈中,它们并不隶属于...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大众文艺》2018年24期
大众文艺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窥视”书写

海外华人女作家严歌苓历来以塑造生动的女性形象见长,她运转那根“翻手为繁华,覆手为苍凉”的绣花针,将政治、历史与民族的意义熔铸到一个个女子身上。而严歌苓在结构故事与刻画人物的过程中,时常使用“窥视”这一视角展现人物心理、揭示深层内涵。“窥视”书写最早在严歌苓《雌性的草地》中露出端倪,又在《穗子物语》中被集中书写,转而在近作《芳华》中重复出现,甚至《小姨多鹤》等史诗性作品也若有若无带上了“窥视”的影子,其出现的高频使得“窥视”书写理应作为严歌苓创作的母题现象受到关注。本文试将严歌苓的窥视书写分为个体与个体间的窥视、集体化的窥视和个体对自己的窥视三类,并结合严歌苓作品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意象加以分析,从而揭示严歌苓融入了自身思想感情,用以展示人性本质、批判集体主义与封建传统、却始终充满人情关怀的特殊书写样式所具有的深刻内涵。一、“窥视”之文本隐喻“窥视”历来给人的印象并不美好,它通常意味着鬼祟、卑琐和不怀好意的注视。弗洛伊德说,窥视是人本...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06期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跨域书写

作为“新移民文学”的代表,当严歌苓在20世纪90年代辞别故国,踏上大洋彼岸。她并未沉溺于思乡和寻根情愁的书写,而是以平和心态和敏感笔触,在坚守民族尊严同时,刻画了无数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以独特叙事方式,传达对东西文化差异的感叹。新奇而异质的文化,使其感受到自己被连根拔起后栽种到一片完全陌生又新鲜的土壤。“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1]严歌苓自称“游牧民族”,因无论从地域空间还是心灵归属感,其既游离于故国家园,也有别于寄居国文化。正是这种边缘处境,使其在异域风情中不断地更新和演化,从东西迥异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人性广阔的空间审视不同族群文化。经历文化跨越的严歌苓,从“留学”到“学留”,再到跨国婚姻,更加关注移民这一特殊群体,“移民,这是个最脆弱,敏感的生命形式,它能对残酷的环境做出最逼真的反应。”[2]为在异域他乡留下来、活下去,有些移民放弃对故国文化的坚守,选择退让...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写作》2019年01期
写作

严歌苓小说中的戏曲叙事策略

在传统中国社会,戏曲在国人生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方式,提供着公共交流的空间,同时也是老百姓获得历史文化知识,树立道德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而人们对于戏曲或者对于伶人的不同态度,反之又体现了时代、地域、性别等背景差异。正是源于戏曲可以言说的丰富内涵与广阔外延,包括华文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坛出现了不少含有戏曲元素的小说,其中白先勇、李碧华、施叔青的相关创作已经受到了较多的关注,相对而言,严歌苓运用戏曲元素进行创作的独特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事实上,严歌苓是一位极富创作个性的作家:“她的创作不仅在海外华文文坛树起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也注进了簇新的因子。”①其大量小说由戏曲入手,借以展现现代人、异域人对于包括戏曲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观感,辨析戏曲文化在历史进程以及当下的复杂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到作者关于人性、人生的独特体悟。戏曲元素的运用丰富了作品的文化意蕴,赋予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魅...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写作》201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