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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信任要靠制度

关于失信行为的危害,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有所认识,其中为害最大的,莫过于由此引起交易成本大量消耗,从而影响到企业甚至是经济的发展。$$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解释说,华人企业所以做不大,是因为华人社会是一个信任度非常低的社会。按照这个解释,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华人之间就是这样没有信任,那么我们华人何时才能组成世界级的企业,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在经济上成为超级大户?$$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人又会有这样的困惑:如果说中国人之间没有信任,因此企业做不大,但是看一下历史,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又能做得那么大?这个问题,搞企业的人应该好好考虑,因为搞企业就是要研究怎么管人,怎么和同类企业竞争。古代的国家也这样,也要和其他国家竞争,搞得不好就分裂了,造反了。对此,我的答案是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皇帝的存在,只要不发生动乱,国家就...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发展导报2003-02-21
《设计家》2016年04期
设计家

设计的一体两面:人文与匠心——2016大陆—台湾两岸人文匠心设计论坛圆满落幕

9月6日,中国设计精英之旅系列活动中的主题论坛环节,“2016大陆与台湾两岸人文匠心设计”沙龙于台北市信义区诚品行旅酒店圆满落幕。论坛由《设计家》主办,简一大理石瓷砖承办。本次论坛汇集了来自台湾与大陆各地设计精英,共同探讨当代背景下,人文传统与匠人精神的定位、当代设计中人文素养与匠人精神的关系、华人社会的人文精神和匠人传统、全球化趋势与匠人精神的关系、两岸设计界人文和匠人精神的差异与融合等议题。主办方邀请嘉宾台湾暄品设计创始人朱柏仰和伊太空间设计事务所负责人及设计总监张祥镐分别做主题演讲,两人对人文与匠心精神的理解及在设计实践中的融汇运用,给与会设计精英、两岸行业人士及社会大众带来启发与思考。此次论坛的开展加深了各地设计师对人文精神与匠人传统的认识,推动设计不断向前发展。以上出席嘉宾代表从左到右分别为:(第一排左起)王明川台湾室内设计专技协会辅导理事长何武贤台湾室内设计专技协会理事长许晓东《设计家》主编朱柏仰台湾暄品设计创始人张...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上海教育》2017年28期
上海教育

教育,是为了社会上升吗?

一直以来,人们惯于把科举看成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并且把科举作为研究中国教育的出发点。笔者认为这是莫大的误会。科举是一种选拔官吏的机制,建立于隋朝,1905年废除。曰本、朝鲜、越南在唐代陆续仿照。科举与我们现代说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长期以来,华人社会的教育文化,可以说就是科举文化。也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社会机制,把人加以择优、淘汰。即使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很多人仍然把教育看成是把人分层分等的工具。从个人来说,教育仍然是为了社会上升。科举有几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而且影响深远。科举的选拔,基本上就是纸与笔的考试。以考试作为人类的筛选工具,是一大发明。大言不惭地说,中国是考试的故乡。科举的考试,集中了后世考试讲究的优点,尤其是公平性和严谨性。科举是效率奇高的筛选工具,以公共财政来说,只靠考试,大多数门生靠自学,不靠教师,也不靠学校,“教育经费”极低。而经典书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因此不论社会成本还是私人成本都很低(除了上京应考的盘川)。此...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理论参考》2016年04期
理论参考

新加坡法治为什么能成功

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社会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如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最大特征是它的法治,这一点新加坡自身深以为傲,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对于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华人社会而言,新加坡能建成一个法治社会确实令人兴奋。新加坡法治建设成功的例子至少表明,“华人社会无法治”并不是一种宿命,只要某些条件具备(如领导者的政治意愿和民众的参与),华人社会也可以依法而治。我们当然必须认识到,新加坡法治的成功有其自身的起始条件和路径依赖过程,不可能被其他社会照搬。尽管如此,从这个前殖民地国家的法治经验中还是能提炼出来一些对中国有意义的启示。鉴于新加坡广为人知的“严刑峻法”,国内很多评论者津津乐道于“新加坡是法家治国”的典范,认为新加坡社会的井然有序是籍由法家所主张的严密的社会控制与刑罚的威慑手段所造成的。然而这种看法颇为一厢情愿。新加坡的法律制度虽然暗合了法家的不少主张,但法家并不是新加坡法治的思想源头。大体而言,新加坡法治的制度和思想源头,一是英国的...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八桂侨刊》2015年01期
八桂侨刊

马科斯的华人同化政策与菲律宾华人社会的嬗变(1975-1985)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重大的变动及推动菲中邦交的需要,马科斯政府制定宽松的华人政策,从打击、排斥或限制转为利用,借助华人财力和商业贸易网络发展菲律宾经济;文化上的同化政策使华人提出利用优秀的中华文化丰富菲律宾文化,推动了华人逐步认同于菲律宾当地主流文化。在马科斯政策的推动下,华裔少数民族开始全面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菲华社会的形态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从侨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一、马科斯的华人同化政策战后,菲政府长期推行排华政策,华人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造成菲华族际关系的紧张。直到20世纪70年代,马科斯政府为了推动菲中邦交,出台新的华侨政策,放宽华侨入籍限制,采取侨校菲化政策,解决久而未决的逾期游客问题。马科斯妥善处理菲中国家关系发展中的华侨华人问题,菲律宾华侨华人不再成为影响或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一)简化华侨入籍程序,鼓励华侨加入菲律宾国籍1971年,菲律宾召开制宪会议,就授予华人公民权写入宪法的...  (本文共10页) 阅读全文>>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吞武里王朝时期的泰国华人社会及其特点

郑信是中泰混血。其父郑镛是广东澄海人,雍正年间由漳林港乘“红头船”来到泰国①,后与泰国妇女罗央(Nang nokiang)结婚。1734年4月,达信出生。其父去世后,郑信过继给财政大臣披耶却克里(Phraya Chakri)当养子。13岁时,养父就将达信送入内廷充当国王的侍卫。后出任达府(Tak)的行政助理,因工作卓著,擢升达府府尹,颁赐爵位披耶(Phyraya Wachin Pra-kan),泰国史书称之为达信或披耶达信(PhrayaTaksin)。缅甸人入侵大城(即阿瑜陀耶)后,达信领导一支泰华人民共同组成的抗缅军队成功地驱逐了缅军,泰国重新获得独立。1767年,达信建立新的王朝———吞武里王朝(Thonburi Dy-nasty)。1782年4月,达信在泰国宫廷政变后去世,吞武里王朝覆亡。达信王朝虽然短暂,但是其大量招徕华人并委以重任的华人政策对泰国华人社会发展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一、华人积极参加抗缅斗争并大力支持达信的...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