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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注疏》的学术价值

儒家的重要经典,例如十三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什么价值?$$第一,十三经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史料。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采取了“传经”的方式,而关于思想文化的表述往往离不开经学形式。从汉代可以看到,汉初儒者以鲁地及其附近的邹、齐地区为活动中心。此后,他们传习的儒家经典由于文字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就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这种不同学术流派的论争不但推进了儒家思想,而且成为汉代学术的特色。因此,我们今天要全面地研究汉代思想学术,是不能不抓住经今文与古文之争这个主要环节的。$$在宋代,儒学有了新发展,称之为“新儒学”,即我们所说的“宋代理学”。理学用新观点、新方法去解释儒家经典,将佛、道思想巧妙地吸收融汇进儒学的思想体系,这在中国学术史上称为“理学与经学相融合”。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短短的十年中理学得到广泛传播,与它采取的对儒家经书进行阐释这种方式是分不开的。$$当历史演变至清代中叶,其主流学术成果被称之为“汉学”,因为这个时期...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光明日报2001-06-21
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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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周易补疏》研究

焦循是清代《易》学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治《易》成果丰富。《周易补疏》一书,是他针对孔颖达《周易正义》未尽王弼《周易注》之余义而作的补正,认为王注的精蕴未可不详加发明。本文即以《周易补疏》为研究对象,在梳理焦循主要生平经历及著述的基础上,从成书背景、版本考释、内容研究、价值与影响等四个方面对焦循《易》学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本文共113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扬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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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扬州学派《论语》诠释研究

《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自东汉列入儒家经典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历代关于《论语》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不乏在学术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巨著,如三国魏何晏等人所著《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北宋邢昺《论语注疏》、南宋朱熹《论语集注》等。清代是《论语》研究的高峰期,不仅成果数量众多,而且呈现出多元化的注疏特色,其中扬州学派代表人物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被誉为“集大成之作”。从现有文献资料分析,扬州学派《论语》诠释成果非常丰富,有对《论语》文本全面研究之成果,如刘宝楠《论语正义》,有札记之成果,如焦循《论语补疏》、刘台拱《论语骈枝》;有以义理阐释为主,如阮元《论语论仁论》、焦循《论语通释》,有以训诂考据为主,如李惇《群经识小·论语》、朱彬《经传考证·论语》,有以校勘为主,如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等。整体呈现出体例丰富、注重传承,唯实求是、汉宋兼采,.视野宽阔、时出新意,会通之志、好学深思等特点。扬州学...  (本文共320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文教资料》2016年36期
文教资料

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研究述论

一、经书流传与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介绍儒家经书典籍自产生之初至唐宋时期,历经长时间发展演变,经历了由六经、五经到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的扩充,经书文本也在正文的基础上渐渐衍生出注文、疏文以及释音。南宋初年,随着雕版印刷术技术成熟,发展迅猛,儒家经书文本逐渐规范统一,十三经作为儒家经典核心的地位确立,经书文本出现了附释文本、注疏合刻本等多种样式。南宋高宗绍兴时期,出现了将经文、注文与疏文合刻在一起的注疏合刻本,但不附释文。南宋中期开始,福建建阳地区便在过去经注本、单疏本、注疏本的基础上,兴起了新的合刻本形式,即附有陆德明释文的注疏合刻本,今存有《附释音毛诗注疏》、《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监本附音春秋榖梁注疏》三种。此种经书文本将经、注、疏、释文汇聚一体,相互配合,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学习理解,一经出现,便广受欢迎。附释文注疏合刻本遂成为宋以后经书注疏版本的主流[1]P1-6。元泰定前后,曾以宋代这种附有释文的注疏本为底本,再加翻...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文史哲》2012年03期
文史哲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科研项目简介 《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启动

“《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规划的重大科研项目,规划的设计者是杜泽逊教授。工程包括三个部分:一、《十三经注疏汇校》;二、《十三经注疏》点校通行本;三、《十三经注疏》专题研究。全部工程由山东大学与中华书局协作完成,中华书局负责出版。2012年3月25日“《十...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04期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阮元与《十三经注疏》

据北宋玉海《五代会要》记载,经书之雕版,始于后唐长兴三年(932)依石经文字雕刻九经印版。两宋以降,刻本度多,有越刊八行本,宋十行本,宋蜀刊本,宋建刻九行本,金刻本,元刊本,明代的闽本、监本、汲古阁本及清代的武英殿本等。其中宋十行本即《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以释音和注疏,为诸本中最喜之册,但并非最古之册。而明代诸刻本由于辗转翻刻,讹谬百出,汲古阁毛氏本已漫游不可识读,经人修补后,更多讹解。清乾隆时所刻殿本也有不少错误。为了给学人提供一善本,阮元在嘉庆年间主持编写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聘请了段主裁、顾广析等著名学者参加。该书原名《十三经注疏考证》,后改名为《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氏在《恭进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折子/”中有云:“钦惟皇上圣德天纵,典学日新,为政本乎六经,教士先夫儒术,此我朝圣圣相承之极轨也。臣幼被治化,肄业诸经,校理注疏,综核经义,于诸本之异同,见相沿之外误,每多订正,尚未成书。乾隆五十六年,奉敕分校太学石经,曾...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先秦“以诗为谏”研究

“以诗为谏”传统产生于先秦时期,其本质是以诗为媒介,对受谏者提出指责、劝诫、建议的言谏活动。具体而言,“以诗为谏”的谏说行为主要是通过作诗为谏、赋诗为谏、诵诗为谏和引诗为谏等具体模式实现的。其中作诗为谏是从创作的层面出发,力图形成和表达谏说的用意;而赋诗为谏、诵诗为谏和引诗为谏则是从用诗的角度出发,尝试在不同的言说语境下,采取适当的方式,以实现谏说的目的。正文分为四章和结语。第一章是对“作诗为谏”言说模式的分析。“作诗为谏”即是以谏说为目的而作诗,并将所做之诗应用于具体的谏说实践当中,以实现劝善惩恶、裨补阙漏的目的。根据谏说目的的差异,作诗为谏行为可分为作诗言责与作诗劝诫两类。而鉴于具体语境的不同,作诗为谏活动通常会采取讽谏与正谏的不同言说方式。在先秦国家政治体制中,曾多次出现与作诗谏政相应的制度设计,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三种,即“纳言制”“献诗制”与“采诗制”。第二章是对“赋诗为谏”言说模式的分析。“赋诗为谏”即是以选赋诗歌的方式...  (本文共80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