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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公共领域

近十年来,国外学术界尝试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市民社会理论来研究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虽然有不少争论,但均认为公共领域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出现,大致在甲午海战失败到戊戌变法这段时间。受到《马关条约》的刺激,士大夫从过去的醉生梦死中幡然醒悟,开始大规模地议论时政,参与变革。一时间,报纸、学堂、学会层出不穷,形成了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基本空间。史学界以前对公共领域的研究总是将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相提并论,然而,实际上公共领域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并非是受到市场社会的推动,也与资产阶级无关。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几乎是一个平行的过程,甚至前者的出现要比后者更早。作为市民社会建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的商会组织,在中国直到1902年才首次出现,相比之下,作为公共领域重要标志的政论性报刊,在1895-1898年间,就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并非与资产阶级的市民利益有关,而是...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光明日报2003-01-21
《史学月刊》2017年03期
史学月刊

“从闭关到开放:中国早期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6年9月23-25日,由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学理论与文化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从闭关到开放:中国早期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济南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80余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中国早期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主要论文及观点综述如下。一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外交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变迁和道路选择,而这种变迁和选择又是在外部冲击下进行的,因此,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以及中外关系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涉及制度变迁、政治话语、政治主张、政治势力、教案、中日、中美、中英关系等方面,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华中师范大学朱英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从八个方面阐释了研究制度变迁应注意的...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02期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政治因素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

中国作为一个强质传统导向的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内所进行的社会变迁都是适应性的变迁。在与西方碰撞后,中国社会变迁从适应性的变迁转入了结构转型,中国现代化得以启动。然而,中国在早期现代化的追赶过程中并不顺畅,屡遭挫折,即表现为延误性。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牢固性使中国“传统———现代”的结构转型阻力极大。仅此一点还无法完全解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性。中国早期现代化作为后发、外源、追赶性质的现代化在启动以后,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不利的政治因素很大程度上延误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一、核心统治层思想局限性延误了现代化的展开后发、外源、追赶性质的现代化在启动以后,最突出的因素是核心统治层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与社会制度、体制变革中的作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核心统治层即使实行了一些推动现代化的政策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这与其思想局限性有直接的关系。后发、外源、追赶性质的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是形成具有立志推进现代化的政府核心...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02期
社会科学评论

十年来中国早期现代化延误原因研究综述

中国早期现代化(近代化)的研究是史学界的显学,其延误原因的研究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回顾以前的成果,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有两个:一种是外因论,即认为延误主要是由于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渗透和帝国主义侵略;另一种是内因论,即认为主要症结在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落后性、制度的独特性、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性等内在弱点。①但上述两种观点,还不够全面和深刻,故而近十年来,许多学者提出新的看法。笔者通过梳理各种观点发现,尽管研究者都能较为全面地分析延误的原因,但从研究的侧重点和创新点来看,主要体现在综合分析、具体分析和比较分析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互有联系,相得益彰。一、综合分析综合分析可以宏观上把握历史要素的张合与碰撞,让人更全面地认识历史的真相。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延误原因问题上,许多学者的现代化专著中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如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史远芹著《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S1期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近代成都的赌博之风与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

一、近代成都的赌博之风近代成都的赌博之风兴于晚清。清政府本严厉禁止赌博,但随着其统治的衰微,吏治日弛,赌博这一社会恶习日渐兴盛。晚清成都虽然还没有公开的赌场,但各界秘密设赌的情况愈来愈多。赌博的名目繁多,大赌有所谓的“摇宝”、“牌九”、“盒子宝”、“摇十出头”等等名目;而小赌更是五花八门,计有“掷状元红”、“摇单双”、“诗宝”、“拌钱”、“扎翻手”等不一而足[1] ( 2 99页) 。赌具也是种类齐全,麻雀牌、骨牌、纸牌、宝盒、筹马、青黑钱、色子碗、比子等应有尽有[1] ( 2 99页) 。其中尤以“摇宝”和“牌九”输赢既巨,赌徒亦多,开场聚赌者“联络羽党为护身符,或与差役通同一气,视官府禁令若弁髦。闻风赴赌者,不远百里而来。”[1] ( 3 0 0页)至民国中期,在军阀官僚袍哥的带领下,开始出现了公开的赌场,赌博形式更多样化,参与面更广,成都的赌风日炽。此时期成都赌博主要分为转转会、明堂子、私堂子和摆片等几类。转转会主要是每年...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安徽史学》2003年04期
安徽史学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正面推动作用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因为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巨大阻力 ,出现了全面反传统的思潮。思想偏激的人们甚至要彻底铲除中国传统文化。时至今日 ,仍然有人认为 ,儒学无法推动现代化 ,很难为现代化的进程作出贡献。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阻碍 ,但根本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存在着巨大的片面性。仅仅强调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阻碍 ,而没有看到它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是不符合实际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并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既有对立的一面 ,又有相通相容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内在矛盾。它既有消极保守的一面 ,又有积极进取的一面 ;它既有崇尚玄虚的一面 ,又有务实的一面 ;既有封闭僵化的一面 ,又有开放创造的一面。在严复将西方文化思想介绍给国人之前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矛盾及其斗争 ,是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动力。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方面对消极方面的斗争 ,才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为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动力...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