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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七子文学运动与明中晚期社会转型

前后七子文学运动兴起于明弘治初,至万历中期落潮,其所处时段恰与中晚明社会剧烈转型的进程相合,然而竟能波澜迭进,绵延近百年之久,当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及内在的某种合理性。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其评价却一直很低,尤其是因其提出的“复古”主张及后来遭到文坛革新派的排摈,竟至于被看作是与晚明社会发展趋势相龃龉甚至背道而驰的一种潮流。唐宋派、公安派对前后七子弊端的勘正遂被看作中晚期文学发展的一种动力学机制,这使得七子派的文学举动只能作为一种负面形象出现于研究序列之中。$$  所幸的是,这些年来在学界诸人的努力下,覆盖于前后七子身上的历史蒙尘正在逐渐揭去。就目前初步研究的情况看,对前后七子运动的肯定,不仅在于它在文学发展的链条上所具的不可省略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以文学的方式积极介入中晚明社会的文化进程。同时,也只有置于这一更大的语境中,才可能对它在文学层面上提出的一些动议有切实的把握,并可将其与公安派的一些思想取向贯通起来认识。关于这点,可以通过...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光明日报2003-03-26
《唐山文学》2017年02期
唐山文学

顾炎武对前后七子的承继与反思

明代前后七子在明中期曾一度把持文坛,他们髙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的复古旗帜,时人纷纷群起摹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顾诗对前后七子的继承 就思想情感而言,顾炎武和前后七子都对明王朝的时政时刻关注,以诗歌针砭时弊,反映社会生活,特别是顾炎武,在明末清初之际以诗存史,言史官之不能言、不敢言。他们虽然呈现出各不相同的诗歌风格,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继承了杜甫系心天下的情怀。例如王世贞《钦丕鸟行》“晨不见凤凰,风凰乃在东门之阴啄腐鼠,啾啾卿卿不得哺。……众鸟惊相顾,不知凤凰是钦丕鸟。”,大胆讽刺奸相严嵩媚上欺下的丑恶嘴脸。顾炎武亲历国变,内心的悲痛自然更甚,他在诗中详细记录了清兵攻占各地的过程、南明朝廷的覆灭及遗民的抗清斗争,上至君主人臣,下到平民百姓,面面俱到。如《秦皇行》“秦肉六国啖神州,六国之士皆秦雠。”以秦喻清,暗指清廷暴政必亡,神州皆与其为仇雠,悲愤怅惘之情尤甚。 顾炎武与李攀龙的诗作皆场景开阔、气势...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02期
中国典籍与文化

《明代前后七子研究》

作者:陈书录17万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定价:6.98元本书既正视明代前后七子宗汉崇唐、复古摹拟的一面,又努力开拓其自省、自赎与变异的一面,系统地探究明代前后七子在自赎与变异中孕育的审美情感说、审美意象论及神韵论、审美解悟说等。同时,又对明代前后七子在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中相互印证、相互制约、对立互补、同步与异步等复杂现象,作了深入地分析,材料丰富,论证严密,新见迭出,令人信服,...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荆州师专学报》1987年02期
荆州师专学报

明代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的对立互补关系及其融合

明代诗坛上的前后七子与公安派一向被视为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流派。确实,从局部看,从它们各自侧重的追求看,二者是尖锐对立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文学作品的内部要素加以考察,则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互补,是女学史上经常出现的那种经由对立而构成的平衡关系。这种对立互补关系的价值,既在于它们的互补,更在于它们的对立。因为,有对立,才有冲突,而只有通过冲突才能达到动态的平衡,即发展中的平衡。艺术是绝对不可能在静态的平衡中向更高层次运动的。同时,实际上的互补关系又提供了矛盾双方渗透和融合的可能,不然,平衡就永远不可能达到。从这样的角度来考察明代前后七子(包括其前驱和支流)、’公安派(包括其前驱和羽翼)和清前期诗坛(尤其是神韵派)的内在联系及其各自的地位,也许会比过去看得清晰一些,全面一些。 前后七子诗论的中心支柱及其环形体系前后七子诗沦的要点,一向被概括为“诗必盛唐”。这固然简明,但却抹杀了前后七子真正的追求,也不利于准确地把握其诗论的中...  (本文共10页) 阅读全文>>

《昆明师专学报》1988年04期
昆明师专学报

明代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的对立互补及清代神韵说的确立

明代诗坛上的前后七子与公安派一向被视为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流派。从局部、从各自侧重的追求看,二者是尖锐对立的,但如从文学作品的内部因素加以考察,可窥见二者亦为互补-一文学史上经常出现的那种必要的经由对立而构成的平衡关系,其价值既在于其间的互补,更在于它们的对立,有对立,才有冲突,而对立冲突的终点,却是动态的平衡,即发展中的平衡。艺术是绝对不可能在静态的平衡中向更高层次运动的。同时,互补关系又提供了矛盾双方渗透和融合的契机,构成事物发展的交错点。从宏观的立场来考察明代前后七子 (包括其前驱和支流)、公安派(包括其前驱和羽翼)和清前期诗坛(尤其是神韵派)的内在联系及其各自的地位,也许会清晰全面一些。一、前后七子诗论要释 前后七子诗论要义,向以“诗必盛唐”概之,虽简明,却抹杀了其真正之追求,亦不能把握其理论体系。 前后七子的追求,就当时情形而言,如宋佩韦所言,是对台阁体雍容文风之反动:“李梦阳等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使人知道...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学术界》1989年06期
学术界

“前后七子”新论

在一般人观念中,明代“前后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士祯为代表的“后七子”)的复古似乎是中国文学史上色彩黯淡的一页,评论家们每每提及,也多流露出鄙薄的神情,以为充其量是一陈腐的形式化运动而已,无甚可观处。然而,这种倾向性的评断与实际情况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下面,拟就自己的研究体会,谈谈对“前后七子”的看法。 以往的研究者在论及“前后七子”发难背景时,常常认为仅仅是针对“台阁体”的雍容华贵、内容空洞而来。诚然,明初思想控制严,象著名文人戴良、高启、张孟兼等因诗文招忌丧命,而如瞿佑辈则仅以身免,形势的严峻迫使部分人削去棱角,走向美化现实之途;再加上明初社会的相对安定和作者官僚化等因素的作用,最终便形成了典型的官僚文学一一把诗文当作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工具的“台阁体”。从性质上看,它与教诲主义文学是不很矛盾的,基本上符合明代早期统治政策的需要。因此,这一流派得到了当政者的赏识和支持,笼罩文坛达几十年之久,...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