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清初的官方易学

清初的官方易学主要指顺康时期清廷组织编写的易学三书,即《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清廷为何在这短短几十年间前后多次编纂《易经》?应该说有其深刻地社会背景及用心。$$  清廷以武力问鼎中原不久就开始着手儒学建设,因为他们深知尊奉儒学可以起到武力达不到的作用。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亲政后就对儒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翌年,“临雍释奠”典礼隆重举行。他勉励太学师生笃守“圣人之道”,“讲究服膺,用资治理。”(《清世祖实录》卷六十八)不久颁谕礼部,把“崇儒重道”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以此笼络汉族士大夫。十二年(1655年),再谕礼部:“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一)两年以后,举行清代历史上首次经筵盛典,又初开日讲,祭告孔子于弘德殿。经筵也好,日讲也罢,必须要有适合统治者需要的经书,而编纂经典即成当务之急。《易经通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纂修而成。此书由傅以渐、曹本荣编著,成于十五年(16...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光明日报2003-07-22
《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04期
抗日战争研究

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日讲和政策的演变(1945.8—1951.9)

旧金山对日讲和问题作为探讨东亚冷战起源、战后日美特殊关系形成以及战后东亚国际格局等重要问题的根本,一直以来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对各国对日讲和政策的研究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今国内外尚无对中国共产党的对日讲和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实属遗憾。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一是日本战败后,它主要同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在形式上,国民党政府的对日讲和政策掩盖了中国共产党的对日讲和政策。二是在1951年9月召开的旧金山和会上,新中国被排斥在外,这亦使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新中国无法对对日讲和问题施加任何影响。三是相关资料较少,且非常零散。尽管如此,旧金山和会严重地损害了新中国的利益,扭曲了未来的中日关系走向。而且,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亦根据自己的对日讲和政策积极维护自身的利益,竭力对讲和施加影响,故笔者认为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对日讲和政策亦是研究对日讲和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遂作此文,其不当之处,恳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一中国共产党对...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12期
社会科学战线

《日讲四书解义》与清代孟学的兴盛

清代《孟子》义理、考据、辞章、辑佚、校勘全面兴盛,据不完全统计,专研《孟子》的著述700余种,其中孟学专著248种,孟学专论200多种,孟学专著之序跋300种以上,《四书》学著作中的孟学盖在千种以上,可以说是著作宏丰,成就辉煌。清代孟学兴盛的成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孟学内在的发展需求等,其中钦定《日讲四书解义》对清代孟学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康熙推崇《孟子》欲论中国传统文化,必言《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瑰宝。它传承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学问。清代顺治元年,清军进入北京后,即宣布实行科举考试。其科题承明制,用八股文,命题范围为《四书》《五经》,其中规定《四书》须出三题:《大学》《中庸》出一题,《论语》《孟子》各出一题。可见,《孟子》是每次科考必考之目。因此,势必引起学者更加关注《孟子》...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人文论丛》2015年02期
人文论丛

明崇祯经筵日讲初探

经筵日讲是中国传统社会皇帝的教育制度,至明朝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从太祖时的实践,到正统间的正式建立,一直延续到崇祯末期。虽中有停辍,但总体上延续不绝。关于明朝经筵日讲的研究,目前有不少成果,对整个明代的经筵日讲制度进行探讨的代表性成果,为胡吉勋的《明代宫廷制度史》第九章《教育仪制》①、张英聘的《试论明代的经筵制度》②和宋秉仁的《明代的经筵日讲》③,但都对崇祯朝着墨不多。对明代历朝经筵日讲作专题研究的成果也有不少,如太祖、世宗、穆宗、神宗、熹宗诸朝的经筵日讲均有探讨?,但迄今未见对崇祯朝经筵日讲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著发表。本文试作初探。一、崇祯经筵日讲过程崇祯帝(思宗)于天启七年八月继位,不久就有人提出开经筵的主张。天启七年十月三日,工科都给事中郭兴治言五事:“开经筵、勤召对、慎起居、补考选、课职业。”帝是之。⑤是月九日,开始为日讲作准备,补翰林院侍读徐时泰、检讨雷跃龙、李若琳为日讲官。同时大学士黄立极等“请开经筵”,...  (本文共10页) 阅读全文>>

《寻根》2008年01期
寻根

清代经筵、日讲制度探源

经筵、日讲是汉唐以降帝王及臣僚们为“图治稽古”而采取的推崇儒学、尊道养德的重要举措和制度。其主要规程、作法在东汉时就已经形成,到明清时期臻于成熟。其基本作法是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为讲期,逢单日入侍,由学臣轮流讲解经传史鉴,以示对儒学的推崇。就清代而言,经筵、日讲制度的实行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努尔哈赤时期,后金统治者致力于武力创业,于“文治”则意识不足,更遑论开设经筵、日讲而讲求儒学了。皇太极执政时,后金统治者虽然对于中原文化有初步认识,但毕竟处于实行汉化改革的起步阶段,需要做的事情太多,经筵、日讲还一时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清朝入关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满族统治者要想统治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传统儒学思想影响根深蒂固的前明所辖疆域,就必须要用儒学来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因此实行了“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这一政策包括尊崇孔子与朱熹、恢复科举考试、颁发儒学书籍、起用汉臣和儒士以及实行经筵、日讲制度等。早在入关前的顺治元年(16...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寻根》2008年01期
《华中国学》2016年01期
华中国学

明世宗经筵日讲阶段性特征述论

明代宫廷经筵日讲的研究,出现了分朝研究的趋势。学者们对洪武、嘉靖、隆庆、万历和天启等朝皇帝的经筵日讲分别做了探讨。相对而言,对万历朝研究较为充分,其次是隆庆朝,嘉靖朝的研究目前似乎只有朱鸿林的《嘉靖皇帝与其经筵讲官的互动》(1)一文。世宗的经筵日讲是较有特色的宫廷教育,需要更多的成果予以探究,故本人不揣冒昧,拟对明世宗经筵日讲的阶段性特征做一述论。世宗的经筵日讲实践仅限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前,此后未见其进行经筵日讲的教学记录。通过对世宗二十一年的经筵日讲活动的分析,发现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即位后至嘉靖四年,由于大礼议的紧张气氛,世宗对经筵和日讲比较抵触,只是被动地参与。第二个阶段是从嘉靖五年至十年七月,世宗在大礼议之争中获胜,心情较为舒畅,渐渐对经筵和日讲产生了兴趣,开始与讲官们互动。第三个阶段是从嘉靖十年八月无逸殿建成至十四年,世宗对经筵日讲主动参与,甚至充满热情。第四个阶段是从嘉靖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世宗对经...  (本文共12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