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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诗人和戏剧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早年赴日学医,不久弃医从文,出版新诗集《女神》,将尚在尝试的白话诗推向新高峰。1928年—1937年流亡日本,以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研究为突破点,运用“新兴科学的观点”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推出三部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独辟“草径”,确立起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甲骨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洞悉了甲骨卜辞的诸多奥秘,使其跻身“甲骨四堂”之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把考古纳入“美术视野”,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结合,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迄今仍被奉为研治青铜器的圭臬。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先从“文籍考订”入手,打开“层累地造成”的《周易》这座神秘殿堂,其第一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后定名为《〈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让《易经》自己来讲《易...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光明日报2007-11-29
东北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学解释模式

本文将20世纪中国史学思想观念置于“现代性”意识的视角下加以深入剖析,从中探寻20世纪中国的主要历史学解释模式背后所蕴含的时代思想共性。现代性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其内涵就与历史思维直接相关的层面而言,主要表现为进化史观、民族—国家史学观以及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这些史学观念贯穿于20世纪中国史学经历的始终,以进化或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或将历史纳入民族—国家的叙述框架之下,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解释的三种主要模式。由这些历史学解释模式促成的20世纪中国史学实践,推动着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形态的范式转换。这是现代性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同时,一些体现现代性意识的理论所带有的缺陷,在某些方面也制约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深入探讨现代性意识影响下的历史学解释模式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分析其局限,是本文研究的主要任务。本文选取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史家及...  (本文共155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05期
中共党史研究

“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再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各篇文章的撰写时间大约在1928年8月至1929年11月间,全书结集出版于1930年初,距今已经有80多年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问世伊始,恰值国内知识界正在进行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论战各方对该书的各种评价和议论蜂拥而至,这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1)。此后,郭沫若本人也在不断提及该书存在的问题、纠正该书存在的错误,而随着唯物史观史学在中国史坛的发展壮大,《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价值与地位愈发明确地显现出来。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观点(主要是古史分期观点)被郭沫若本人不断修正并在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受到各种质询与批评,然而该书被视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2),“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诞生”(3),也基本形成共识。20世纪末至21世纪以来,尽管对郭沫若的评价出现了多种不同声音,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学术地...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理论与史学》2016年00期
理论与史学

论郭沫若的史学方法

史学方法,就其概念内涵和史学家个性而言,都是复杂的学术体系。郭沫若的史学方法也不例外,它涉及思想路径、技术手段、独特视角等方面。本文拟就郭沫若的史学方法展开讨论,不妥之处敬请方家宽宥。一治史的思想路径历史学存在着思想路径问题,对此,郭沫若非常清醒,他说:“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1)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解题”中说:“大概的路径自信是没有错误。”(2)他所说的“路径”,简言之则是“援哲学御史实”“由小学入史学”。(一)援哲学御史实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中国原始社会史。郭沫若明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1)(2)李勇,淮北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处。...  (本文共12页) 阅读全文>>

《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02期
河南社会科学

社会史论战背景下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辩难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与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动,“中国社会史的问题,遂逼着各阶级、各党派的学者,为着它以斗争的姿态在思想战场上出现”①,一场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为中心议题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史论战在思想界与学术界全面展开。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长期引起中外学术界的格外注目,自然也成为学术界评论的学术热点之一。值得注意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发表以后的八九年间,尽管有少数学者从正面约略肯定“第一个以辩证法研究古史者”的郭沫若“研究的进步”②,“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③以及“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④,“并用中西方法……加入欧洲社会学的理论来革新中国国故学的研究”⑤,但总的来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学术界、理论界“附和他的人极少,而反对他的人却极多”⑥。在长期的社会史论战过程中,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屡...  (本文共12页) 阅读全文>>

淮北师范大学
淮北师范大学

李宗侗史学中的西学意蕴

李宗侗作为著名的赴台史学家,其史学研究领域广博,在中国古史、史学史、清史等领域皆有建树。然而,由于两岸政治因素及李宗侗的自身原因,致其在大陆长期声名不显。近年来,学界有关李宗侗史学的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三点不足,即对其史学中西学方法的讨论不足、对其史学成就的研究的不够全面、对其西学方法的影响与局限关注不够。李宗侗的学术生平及西学视域的培育,经历“以中为基”、“由中到西”、“中西并包”三个阶段。他出身晚清世家大族,自幼承蒙家学涵养。在留学法国之前,李宗侗在国内接受的教育多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这确立了他“以中为基”的学术志趣。1912年,李宗侗留学法国,学习当时先进的理工类科学,他的西学视域因此渐生。1921年,李宗侗自留学法国后第一次回国,这次回国他决定重回文史方向发展,并开始尝试以西学研治中国古史。1948年,赴台后李宗侗的学术研究进入全面开花的成熟阶段,广阔的西学视域和扎实的史学功底共同构建出他中西并包的学术格局。李宗侗...  (本文共70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