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加强对刑事侦查的监督才能杜绝刑讯逼供

本报北京5月16日电 (记者 王逸吟)被称作翻版“佘祥林案”的河南商丘“赵作海案”有了最新进展:据新华社报道,商丘市检察院已正式立案查究该案责任人,3名涉嫌刑讯逼供的公安人员已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而赵作海本人也已获得了相应的国家赔偿。尽管如此,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刘仁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案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    刘仁文指出,当年的“佘祥林案”和今天的“赵作海案”都存在刑讯逼供,这是酿成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为了避免类似错案再度上演,加强对刑事侦查的监督就显得至关重要。 $$    刘仁文分析说,目前对刑事侦查的监督不力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按照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在拘留...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光明日报2010-05-17
《法制与社会》2018年03期
法制与社会

对如何完善防范刑讯逼供制度的研究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暴刑讯逼供的检察工作机制进行探讨。力,肉刑,体罚等刑讯手段逼迫其供认犯罪的行为。其中司法工一、拓宽发现刑讯逼供的渠道作人员并不是单纯的指进行讯问工作的侦查人员,还包括检察人一般而言,都是由且仅由侦查人员直接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接员和审判人员。本文主要研究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最多,与合法取触,由侦查人员通过“合法”的刑讯手段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证的矛盾最尖锐的侦查询问阶段的刑讯逼供情形。供,这一过程是全封闭的。此后,再由侦查人员自行记录侦查的侦查活动中的刑讯逼供违法行为是公诉监督刑讯逼供最主过程,显而易见,侦查人员无论从自身利益或是职业素养方面都要的对象,所以,在将要提起公诉之前有必要的手段、程序以及措是不可能将一些询问过程中使用的非法刑讯手段(即刑讯逼供)施能保证不存在刑讯逼供行为是法律监督和保障犯罪嫌疑人人告知,对于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卷材料必须经过侦查人权的前提和基础。员之手,由...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理论界》2017年12期
理论界

刑事一体化之下防控刑讯逼供行为的途径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刑事诉讼法》修正时,也增加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内容。如何有效防控刑讯逼供行为发生,成为我国十余年来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理论界讨论也非常热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也仅结合近年的司法实践及理论研究,提出一些看法。一、刑讯逼供行为在刑事立法与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1.刑讯逼供的概念界定分歧较大,不利于犯罪圈的确定关于刑讯逼供,刑法本身并未解释,目前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最高检诉讼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诉讼解释》)所作的规定。前者认为,“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精神上...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研究生法学》2017年04期
研究生法学

刑讯逼供及其异化的规制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径路

2016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出台《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除前言外,分“不断健全人权司法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程序、努力提高人权司法保障执行力和切实保障被羁押人合法权利”四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便谈到“贯彻疑罪从无原则,积极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1]实践中,冤假错案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的提高,是程序法治建设的“拦路石”。众所周知,大多冤假错案是由刑讯逼供造成的,在司法改革步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完善对刑讯逼供的规制对于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很有必要。刑讯逼供作为在刑事诉讼中司法工作人员基于获取口供的理性激励需要而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采取肉刑、变相肉刑、精神折磨等方式的行为,在运行过程中具有社会危害性,面对危害需要规制机制。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规制机制离不开制度,而制度存在样态多元化,必须在分析清楚制度内在机理的情况下,尽可能避免不利制度的负面影响,积极利用和提供有利制度来规制刑讯逼供。一、刑讯...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法制博览》2018年12期
法制博览

浅谈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及遏制措施

刑讯逼供,从古至今从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在现代法律精神中,刑讯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更是对人权的践踏。法律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他们的权利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也应该得到尊重,因此刑讯逼供现象必须得到遏制。一、刑讯逼供的含义根据我国刑法第247条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定从重处罚”。[1]那么这里的“刑讯逼供”应作何解释呢?就刑讯逼供的对象而言,刑事诉讼过程中会有很多当事人参与,但从刑法条文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条文对刑讯的对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里受侵害的只有两种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讯一般包括肉刑、变相肉刑、精神折磨三个方面。肉刑是指使刑讯肉体遭受巨大痛苦或者极大的摧残;变相肉刑虽未对受害人的人身进行打击,但是通过另类手段使其感受到痛苦,例如长时间令其站立,不给食物,不得上厕所...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02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生态、利益与刑讯逼供的控制路径

一、前言在古今中外的刑事司法史上,刑讯逼供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便人类发展到今天,刑讯逼供依然是刑事司法程序中的一颗毒瘤,是刑事法治改革久治不愈的一个顽疾。面对这一病症,中外学者们已经进行了诸多颇有成效的创新性、务实性研究和探索。然而,刑讯逼供在法治发达国家得到有效治理的情况下[1],我们几乎在发现的每一起冤错案件中都能或多或少看到刑讯逼供的痕迹[2]。也正是因为此,2017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再次对刑讯逼供的司法治理提出了更为严格、明确的要求。然而,面对实践中仍然存在的刑讯问题,回顾学者们多年来持久、深入的研究与探索,为何人们的诸多理论研究成果难以充分转化为防控刑讯的现实举措?缘何现行的法律监管机制在应对刑讯逼供时总有所折扣,使刑讯逼供的犯罪治理深陷“打击—减少—反弹—重治”的逻辑怪圈?在笔者看来,当前关于刑讯逼供问题...  (本文共11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