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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证据法:符号学视野重建中国文化观

一 $$    自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身体力行地倡导二重证据法以来,随着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科技史等新兴学科的西学东渐进程,中国文化研究的格局为之大变。传统的以传世文献为唯一合法材料的旧研究范式被打破,出土文献及出土的文字材料的重要性,在罗振玉与王国维之后逐步被现代学人所重视,其范围也从甲骨文、金文拓展到后世新出现的大量竹简帛书。从上个世纪末的郭店简到这个世纪初的上博简,再到新近出现的清华简,可谓盛极一时。而对一、二重证据即汉字材料以外的其他新开辟的文化符号的认识意义,则显得相对冷落一些。这些文字以外的文化符号包括田野作业观察到的民间口头传播的活态文化,称为“口碑”材料或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命名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实物和图像材料,包括考古新发现的和传世的古代艺术品、文物和一切古物。笔者将口碑材料称为“第三重证据”,将文物和图像称为“第四重证据”。这种命名一方面承袭着国学考据学讲究证据的自身传统,另一方面也和法学中...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光明日报2010-07-17
《知识文库》2017年01期
知识文库

电子数据证据的真实性探讨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电子技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每天数以亿计的人都在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进行着通话,收发短信、电子邮件等即时交流活动或者对在线的资料进行管理、更新。电子数据证据也越来越多的被提交到法庭,其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凸显。因此,明确电子数据证据的内涵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对电子数据证据的真实性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一、电子数据证据的内涵界定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就证据种类新增了电子数据。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诉解释》第116条规定,“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电子数据”即电子形式的数据信息,但是要对电子数据做准确的表述确实相当困难,大致可以认为,电子数据是指以电子技术为基础,以数字化形式所表现,其内容可多次复制,能够用来证明...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北大法律评论》2016年01期
北大法律评论

证据法中的跨学科研究:挑战与回应

Wu Hongqi*“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本文系2014年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司法证明过程的机理与规制”(项目批准编号:201406)的研究成果。证据的领域不过是知识的领域。——边沁[1]一、从周文斌案谈起2015年,前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受贿案成为国内最受人关注的刑事案件。这一案件之所以令人关注,在于其庭审中出现了多个国内罕见的情况:先后四次将律师驱逐出法庭之外;一审开庭审理了30多天,时隔8个月之后又全案重新审理了一遍;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更换主审法官重新审理;被告人运用自己所学知识积极地辩护,号称“史上最牛自辩”。[2]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被告人在庭审中运用自己的数学和概率知识对控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提出有力的质疑。如,在1月20日的庭审中,周文斌说行贿人和受贿人都曾供述,行贿发生在5月,后来发现5月没有行贿款来源,双方笔录同时改...  (本文共20页) 阅读全文>>

《四川大学法律评论》2017年01期
四川大学法律评论

英美法语境下证据可信性的理论、实践及其启示——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可信性,是英美证据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权威的英美证据学者指出,“如果E×代表我们拥有事件E发生的证据,可信性问题是:E×在何种程度上证明了关于事件E实际发生了的信念或者推论具有正当性?除非证据E×是完全可信的,否则,将E×和E等同起来将是一个错误。拥有E发生的证据,并不必然表明E实际上发生了”,[1]“任何一项直接相关的证据,必须通过推论链条与次终待证事实联系起来……在这个链条中,第一个环节总是可信性环节”。[2]实际上,在英美法语境下,可信性与相关性,以及与证据问题关联的一系列宪法性权利一起,共同构筑了证据可采性规则的根基,也就是说,具备可信性是证据成为事实裁判者展开自由证明之证据基础的必要资格条件,英美证据法中大量的证据可采性规则是以可信性为根据的。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其核心要求,就是以贯彻证据裁判为突破口,实现庭审实质化。[3]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识是,庭审实质化必然意味着举证、质...  (本文共17页) 阅读全文>>

《证据科学》2016年03期
证据科学

审判中心与证据法:一点浅思

关于“审判中心与证据法的发展”这个题目,我的看法是:审判中心及其所可能引发的程序结构变迁为证据法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或者说新的推动力,但这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首先,就审判中心主义即证据法发展的空间或推动力而言,我觉得我们还处于想象之中。现在我们对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意涵和实现路径还有争议,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此尚未达成共识。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围绕审判中心主义所进行的地方性试点改革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范就更是如此。甚至包括最早推进庭审实质化试点改革的成都中院,大家都还在继续探讨而根本没有对此作普遍推广。前段时间笔者参加了一个司法改革研讨会,有领导明确表示:“怎么搞审判中心主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各家都还有不同意见。至于怎么做,也是不成熟的。”既然在如何理解和推行审判中心主义这个逻辑前提上都有不同意见,很明显我们探讨证据法应如何发展的时机还不...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证据科学》2015年03期
证据科学

证据法的法域范围

罗纳德·J·艾伦著汪诸豪李吟蒋毅译**罗纳德·J·艾伦系美国西北大学约翰·亨利·威格莫尔特座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外国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系艾伦教授2015年1月在首届中瑞证据科学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汪诸豪:“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证据法学研究与应用创新团队成员、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李吟: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蒋毅: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本次大会。为此我十分荣幸。能与中国和瑞士的老朋友们见面,并有机会能够将在座各位的名字与面孔对上号,我感到很高兴。在过去这些年之中,我阅读过本次瑞士代表团内多名成员的著作并从中获益良多。本次会议的参与者中既有法庭科学家又有证据法学者。大家平时都会使用关于证据、证明和概率的概念及术语。诚然,正如我昨日在“似真性和概率”研讨会上所说,法庭科学家和证据法学...  (本文共15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