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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欲重建儒教遭批驳

本报记者周怀宗广州报道“复兴儒学必须重新实行三纲六义,设置经学考试,将《四书》、《五经》作为中小学教材与语、数、外并列。”日前,著名文化保守主义者蒋庆在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会上的观点引来许多著名学者的激烈反对。在本次会议上成立国内首家民间国学院,国内学者就儒家重建等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陈明要办民间国学院$$    开幕式上,信孚国学院也宣布即日成立,并当场颁发了聘书,聘请了中国社科院陈明博士担任信孚国学院院长。陈明说,人大和北大占有着极其优势的资源,但却不能更好地把复兴传统文化的工作做好。而他要办的国学院就是在民间推广传统文化,从最基层做起,实实在在地为传统文化的复兴做一点事情。$$    另外,他还说:“国学首先是应该指作为‘国魂之所系’的义理之学,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得到表述的义理之学。它主要不是知识,而是意义论、价值论。”在谈到理想中的国学院时,陈明称20世纪初清华国学院的模式最理想,但自己只能往这个方...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华夏时报2005-12-19
《齐鲁学刊》2016年05期
齐鲁学刊

当代中国的儒教复兴:实践类型与内在逻辑

民国以降,维系数千年的儒家制度面临崩塌。虽有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构想的制度化孔教蓝图及其政治实践,但仍无法避免儒家衰落的历史演进。“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以《临时约法》为代表的新制度原则的确立,从根本否定了儒家作为统治的合法性的依据,从而宣告制度化儒家的解体”[1](P30)。在以文化激进主义为特点的随后的文化运动中,儒学传统作为中国传统制度特征的一个代表,更是被贴上了“非现代”、“落后的传统”等标签。“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路是把戊戌以来的政治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2](P81),儒学自然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正如希尔斯所说,“人们经历了众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并且发现许多问题无法解决,这使他们开始怀疑言传下来的东西,怀疑特定的传统行为和制度的合理性”[3](P31)。而在1949年之后的大大小小的文化运动中,“推动人类历史向着无产阶级社会这个理想目标前进的共产主义者,则把孔子光荣地迎请到寂静的博物馆中”[4](P322)。余英...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衡水学院学报》2017年03期
衡水学院学报

“废黜百家”与“儒教国教化”——日本学术界关于“儒教国教化”的争论

汉武帝即位不久,采纳董仲舒提出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贤良对策》,立太学,置明师,设五经博士,大量任用儒生为官,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官吏的必要条件之一,儒学从此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直到20世纪初。在中国,这一历史事件被人们拼凑成两句诗一般的对偶语言“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来形容。尽管董仲舒对策的具体时间还有争论,是否实现了“废黜百家”尚待辨明,甚至有人否认董仲舒对策和董仲舒本身,但它毕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日本,“废黜百家”这一历史事件被高度概括为“儒教国教化”这样一个日语复合词组,被写进了各种历史课本和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的教科书,也发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论,这种争论有时人为地达到了情绪化的程度,甚至和中国一样,出现过否定董仲舒的对策一事和说班固捏造《汉书·董仲舒传》的激进观点。笔者曾写过一篇《日本的董仲舒否定论之批判》[1],对日本的董仲舒否定论和班固捏造说进行过批评。本文主要介绍日本...  (本文共11页) 阅读全文>>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年09期
经济与管理研究

高管的儒教虔诚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吗?

一、研究背景在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中,民族的创新能力是一个“重大问题”。远者有“李约瑟难题”,近者有“钱学森之问”。在现代社会,民族创新集中体现在企业创新上,其最终以创新绩效为评判尺度。因此,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历来都是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研究的关注点也主要经历了这样的演变:从关注组织特征、行业属性和地域区位等因素,到组织自身的战略与学习能力,再到组织的网络与联盟关系等。这些研究对“企业创新之谜”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同时,新的研究问题不断出现,可以说只要企业还存在,创新绩效的研究就永远不“过时”。另一些研究则将影响创新的组织文化因素迁移到国家文化上,从制度视角看,国家文化作为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一起约束着企业创新的动机、行为与结果。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有两个重要的研究启示。一是这些研究尽管把国家文化作为重要的变量考虑,但并不涉及对国家文化的具体探讨,通过研究不同国家情境下企业的创新来推断国家文化的影响,或者将国家文化的某一维度...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03期
中国图书评论

近代孔教运动与现代儒教重建——评《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

儒教问题是当今学界具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热点。十多年前由李申教授所撰写的《中国儒教史》在学界引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争论。韩星教授积极参与了这场争论,后来撰写了《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一书,对儒教问题产生的由来和争鸣情况做了梳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此后,他没有停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以近代以来的孔教为研究对象,陆续地写了一系列论文,发表在不同刊物上。十年时间如白驹过隙,近期我欣喜地读到韩星教授的专著《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从中国儒教发展史来看,《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一书接续了李申的《中国儒教史》,对传统儒教“灭亡”后百年来以孔教的形式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梳理,勾勒出儒教现代传承与复兴的历程,可以说填补此领域的空白,是一部具有创新性的学术专著。目前儒教重建问题已经蓄势待发,但具体怎么重建,学界和社会仍然不能达成一致。韩星教授在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观点平实中道,值得借鉴。韩星教授怀着温...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儒道研究》2013年00期
儒道研究

儒教重建之文化向路的思考

儒教真实的历史面相究竟是如何呢?它在当今继续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前者意在标明儒教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真正的价值以及地位、作用;后者意在说明曾经的儒教在当代国家、社会、历史文化状况已经昨非的状况下何以能够与时代相适应,并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前者的真实表述和合理定位决定了后者得以继续存在的理由以及后者在新时代下寻找发挥效用的真实切入点。儒教的历史真实是什么?首先在于还原儒教的原貌。《论语·卫灵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子亦曰:“周鉴于三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三代以上,治出于一”;《象山集》有语云“今之天下所谓古者,有尧舜,有三代”,三代之治,三代之史,大都合而言之,其意在标明三代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连续体。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中言道,夏商周三代在政治上代表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但是在文化上是一系的,虽彼此之间有地域的差异,亦都是中国文化。1那么,不妨截断众流,以姬周为典型来考查之,之所以选择周朝正在于夫子所谓“周...  (本文共11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