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英国的“公共当局”

1998年,英国制定了“人权法案”,以保证欧洲人权公约在国内的实施。在这一法案中,没有使用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检察日报2000-12-29
中央财经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PPP公共采购法律规制的理论与政策

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和新城镇化建设迅猛发展的背景下,PPP模式在中国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社会服务提供等领域。伴随着PPP浪潮的发展,相关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了能动的法律环境对于PPP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已经制定了与PPP有关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是现有的法律规制框架并不足以为PPP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法律确定性,不足以为实现物有所值目标提供良好的规制基础。从PPP的国际立法经验来看,如何将PPP的特征与公共采购法律规制相结合是针对PPP立法规制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传统公共采购法律往往以传统采购方式作为规制对象。但随着采购方式发展到PPP这种高级模式,公共采购法律如何实现现代化才能适用PPP这种采购模式的需求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针对PPP公共采购法律规制的研究也将反哺于公共采购基本理论研究。为此本文选择以已有的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政策性文件和主要国家的PPP立法为基础,分...  (本文共302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试析19世纪50-7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管理改革

19世纪,面对工业化带来的公共卫生环境恶化和传染病疫情大爆发的问题,英国政府加大公共卫生管理建设的步伐。19世纪30-40年代查德威克公共卫生管理改革试图增强中央的公共卫生管理权限,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从而提高政府公共卫生管理效率,但是“中央化”的公共卫生管理与英国自治传统相矛盾,在实践中受到地方政府抵制,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建设较为缓慢。同时,查德威克坚持以“瘴气论”作为指导思想,不重视医生意见,把环境清理作为公共卫生管理的主要方向。在实践中,他主要依靠工程师进行市政建设,忽视医学技术发展和医学理论进步,在传染病疫情控制方面缺乏效率,无力应对公共卫生危机。面对这样的困境,19世纪50-70年代英国政府调整公共卫生管理改革策略。首先,调整中央与地方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关系,逐步增强地方当局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强制性权力,构建以地方为中心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其次,在公共卫生管理中加强与职业医生群体合作,广泛任命医生作为卫生官,注重利...  (本文共79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人权法案》研究

本篇论文围绕澳大利亚ACT人权法案展开。在澳大利亚联邦法律层面,联邦宪法中没有专章设定“权利保护”条款,也没有专门的联邦人权法律来保障人权实现。在州区法律层面,ACT人权法案是澳大利亚第一部对人权进行保护的法律,无论是有关人权实施的保障还是对于权力运行的限制,都在澳大利亚人权保护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制定和实施在全澳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它标志着澳大利亚权利运动的胜利和权利意识的成熟。ACT人权法案在借鉴各国人权立法实践和国际人权约法内容的基础上,逐渐丰富着权利保护的内容,具有鲜明的特点。文章从规范分析的视角研读这部人权法案,除了导论和尾论之外共包括五部分内容。文章导论部分对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文章写作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和阐释。文章主要从历史发展和法律文本的角度解读ACT人权法案,进而得出人权保护法典化的启示,试图为中国人权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借鉴。国外尤其是澳大利亚本国对于这部人权法案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国内...  (本文共151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1926-1941年美国在华武力护侨政策研究

自庚子事变后,保护在华侨民成为列强处理对华关系的重要方面。为了护侨,列强不惜派驻军队来华。从庚子事变到国民革命,每当中国发生大的战乱,列强便以护侨之名出兵中国,美国亦不例外。1911辛亥革命爆发后,美国向天津常驻派遣了第十五步兵团。1927年国民革命到达长江流域后,面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迸发,特别是汉浔事件之后,中外共信亦失,引起长江上游地区美侨大撤退,上海一时之间成为美侨避难地。鉴于庚子事变的深刻记忆,列强对防卫上海租界采取不同政策。与英国迅速出兵相比,美国在防卫上海的问题上显得格外谨慎。为了舒缓增兵护侨的压力,美国在英国出兵后适时抛出“上海中立案”,旋遭失败。之后美国趁势改变方略,调派海军陆战队第六团赴沪,充实护侨军力,并最终形成列强合作防卫上海租界的局面。之后不久,国民革命军继续北进,战火燃及华北。列强鉴于南京事件及庚子拳乱的影响,为了保护华北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遂再有武装防卫华北的倡议。特别是英国,积极主张由美国和日本防卫京...  (本文共236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环境公众参与权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20世纪中期,环境领域、民主政治领域和环境法学领域发生了一系列转变,促使公众参与成为环境保护的必然选择。60年代末日益高涨的环保浪潮,使得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此时,公民参与开始进入行政领域,引发了新公民参与运动——注重公民对政策制定和决策的参与,强调公民对政策执行的参与;不只是“精英人士”的参与,更是普通民众的参与。70年代初,世界许多国家环境治理的手段主要以命令—控制型为主,在污染控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实效。但随着人类环境意识的加强,政府职能的转变,环境问题进一步突出,到80年代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命令—控制型手段无法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虽然许多国家的环境法已经规定了环境权,但直到90年代实体性环境权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是障碍重重。所以90年代后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立法开始强调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1998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在丹麦奥胡斯城市通过的《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  (本文共236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