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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判决应确立“排他性”的证明标准

□排他性的证明标准是指证据要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要求,从证据的调查和运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从运用证据对案件所得出的结论上,必须排除其他一切可能,而成为唯一性结论。$$□在实体与程序的内部统一性上,就证据的质和量而言,我国证据制度不能沿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表述,因为这一表述无论从文字解释,还是从实际操作上,其规范性都难以把握。$$一、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之概念和意义$$刑事诉讼证明活动具有阶段性,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适用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自侦查到审判无不涉及相应的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的证明及相应的证明标准的适用。我国立法规定的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明标准如下:1.立案的证明标准: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2.逮捕的证明标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有逮捕必要的。3.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4.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检察日报2008-01-07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03期
中国刑事法杂志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证明标准差异化的实证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刑事司法领域“案多人少”的矛盾是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两项改革试点的现实动因。(1)在同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这两项试点承担着通过案件繁简分流,为疑难、复杂案件的庭审实质化节省出充足司法资源的任务。(2)因此,如何合理设计这两项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减少司法者的工作量和提高诉讼效率就成为开展试点工作的重点。这其中,证据方面的工作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内*(1)(2)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79页。谢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明标准——推动程序简化之关键所在”,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5期,第131页。容。由于司法实践中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和认定往往占用了绝大多数的司法资源,因而各地的试点大都围绕证据来做“减法”,大力探索各种简化的证明机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  (本文共12页) 阅读全文>>

《南方论刊》2018年12期
南方论刊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证明标准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2014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第13项将“认罪认罚从宽”的提法进一步细化为“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序、处罚标准和处理方式,构建被告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分流机制,优化配置司法资源”。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2016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自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正式展开。与此同时,学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多有讨论,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不少学者在论证认罪认...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06期
法治现代化研究

论刑事证明标准差异化

引言“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一种证据制度,如果没有确立证明标准,就不可能成为完善的证据制度。”(1)然而关于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却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公检法机关关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不同认识也在司法办案中时有体现。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2016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在完善证据制度方面,要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研究探索对被告人认罪与否、罪行轻重、案情难易等不同类型案件,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为什么要提出证据标准的差异化,怎样实行证明标准的差异化?此当为时下证据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一、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争议及证明标准差异化的提出近年来,围绕刑事证明标准,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曾经发生过一些影响较大的争论,形成了一些证据学的新理论、新观点,丰富了我国证据学的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一个时期以来的刑事证明活动,同时也构成了探讨证明标准差异化问题的理论基础。(一)刑事证明标准概念的争议与立...  (本文共13页) 阅读全文>>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01期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标准研究

证明标准是指诉讼活动中负有举证责任的诉讼主体提供证据,对待证事实予以证明以达到确信程度所应有的标准,这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制度,其与证明对象、举证责任等制度紧密相联,是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诉讼活动是还原案件真相的过程,法庭发现真实并以此作为定纷止争的基础,诉讼主体需要拿出强有力的证据使自己主张的“真实”让法庭和法官相信,提供的证据与法庭裁判需形成因果联系,即证据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才能让法庭支持其主张,对因果联系的种种规定就是我们所谓的证明标准。一、证明标准概述证明标准至少反映了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重视程度。可见,证明标准也能反映一个文明社会的法治化程度究竟如何。英美法系通常适用二元证明标准,即民事采用优势证据,刑事采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采取高度盖然性。不同的证明标准实质上都要求证明力度达到更为可能的证明程度。从我国立法实践来说,长期以来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采取的都是一元模糊的标准,即证据必须达到“案...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人民检察》2018年18期
人民检察

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证明标准可谓刑事诉讼中的“哥德巴赫式的命题”。将其与数学中的“猜想”相类比,足以表明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最普遍、最基本同时又是最复杂的理论。自1979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沿用至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侦查机关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都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否意味着侦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应当等同于审判证明标准?由此形成了证明标准一元化与多元化的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是切合实际的、“相对合理”的选择。一、刑事证明标准一元化之反思刑事证明标准一元化是指侦查、起诉与审判都适用统一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不仅适用于全部刑事案件,而且适用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随着对证明...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