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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刑事诉讼中部分特殊人员免证权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表明,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无一例外应当如实向司法机关作证,但从传统的“亲亲相隐”的家庭伦理观念、律师等特殊职业属性和外交官具有司法豁免权国际外交惯例等来看,上述证人无一例外如实向司法机关作证是有违常理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进一步明确部分特殊证人具有有限免证权,以此适应刑事诉讼发展更加科学、公正、合理的需要。$$   一、明确刑事诉讼中享有免证权的证人范围$$   1.一定范围内亲属间享有免证权。法律不能无止境地扩充其领域,否则一旦其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感情利益或社区价值观念,必然会受到抵制和规避,导致法律规定流于形式。除了家庭对于社会的重要意义这个最为主要的因素之外,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相比较还有一定的私密性,具有现代隐私权保护的内容。无视亲属关系而一味地强调作证的法律义务,不但会人为割裂人们的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而...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检察日报2011-08-26
《华中传播研究》2016年02期
华中传播研究

美国记者免证权背后的逻辑及网络时代学者的思考

21世纪初期,记者面对的司法传讯(subpoenas)剧增,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记者免证权(testimonial privileges)问题,这也使得美国国会开始考虑制定联邦盾牌法,同时许多州也开始考虑修正既有的盾牌法。美国记者特权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普通法和州条例的相关规定,这一特权的获得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背后也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论逻辑,而网络时代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记者免证权背后不同逻辑路径的争论。记者与消息源的关系问题中,比较重要的是秘密消息源身份泄露问题,保护秘密消息源身份不被泄露是记者更好地行使新闻自由权利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重要职责。这种职责首先体现为新闻人的职业道德精神,坚持这种道德精神,就能保证新闻媒体的消息源不至于枯竭,反之,则会使新闻媒体丧失通过舆论监督服务公共利益的功能。然而,这一职业需求与职业道德规定与司法公正之间产生了冲突,记者往往会直接在司法程序上面临是否泄露秘密消息源身份的困境:拒绝泄露秘密消...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沧桑》2013年06期
沧桑

新刑诉法中亲属免证权合理性分析

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某些证人基于特定的原因而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这就是证人免证权。证人一般都掌握着查明案件所需要的重要证据,对其作证义务的免除无疑会对案件的侦破起反作用,但是这些具有证人资格的公民因为其本身与当事人特殊的人身关系使得他在信息的公开与否上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对这一自主权的保护无疑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的践行。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在第188条关于亲属免证权的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为这一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依据,也是国家立法机关在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上做出的最终选择。一、亲属免证权的人权分析2012年新刑诉法出台,我们将目光更多地聚焦在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上。不管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制度”还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所谓人权,就是指人的基本权利。“人权的存在形态主要有四种,即应有权利、法规权利、习惯权利、现实权利...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沧桑》2013年06期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06期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论我国亲属免证权制度确立的路径选择——兼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思考

亲属免证权是刑事诉讼法中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一种,是传统法制之“亲亲相隐”原则的集中体现。①具而言之,“亲属免证权,是指在诉讼中证人由于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存在某种特定的亲属关系而享有的拒绝作证的权利,其权利内容包括拒绝充当证人、拒绝陈述某些问题、不出庭作证”。[1]确立亲属之间的免证,不仅是对亲情人伦的重视,为维护伦理体系所必须,更是证人作证之人权与犯罪国家追诉主义之间的博弈与权衡。然而,我国国民观念虽深受“亲亲相隐”之传统观念的影响,但我国的刑事立法(包括程序法与实体法)不仅没有坚守此项传统,并且通过程序法之查明客观真实的诉讼理念及实体法“窝藏、包庇”等罪名的设置,几近完全将亲属免证权排除在现行刑事立法之外。笔者以为,这种立法模式在导致立法与民众观念相“脱离”,造成“徒法不能以自行”之困境的同时,也为社会带来不稳定的潜在因素。确立亲属免证权是必要的,且亲属免证权的确立必须兼从程序与实体两个角度探讨路径。一、确立亲属免证权的依...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知识经济》2011年01期
知识经济

基于人性化视角的亲属免证权设立探索

一、一则案例带给我们的启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中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即:排除生理、精神、年幼因素所致不能明辨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情形,所有知晓案情的人都是应当承担作证义务的证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到亲属人员作证时却引发了法律与人性伦理的对立。下面的案例让我们对以上作证制度的合理性不得不加以重新思考。被告人甲(女)在被害人乙家中做保姆,甲在言谈中将乙家中富足的情况流露给了甲的丈夫丙。在甲随乙一家人离开原籍外地就医期间,丙从甲包中偷拿乙家钥匙,从乙家窃得现金、手机等财务若干。在公安机关侦破盗窃案中,甲与乙一家人观看案发当天楼道内监控录像时发现,小偷竟然是自己的丈夫。甲佯装不知,并在事后迅速通知丈夫,二人双双逃回原籍。保姆莫名其妙的失踪引起了警方的怀疑,顺藤摸瓜,警方顺利的破获了这起盗窃案,经过法院审理丙银档人狱自是必然,甲也以包庇罪被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5个月。案例中丙因一时贪念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

律师职业免证权浅论

1996年8月,原福建省松溪县公路分局局长兰桂华因涉嫌受贿、挪用公款罪被捕。兰的姨妈黄金秀策划多方活动,内外串联,与陈进庆、郭轩、兰桂华等人共同密谋实施了串供活动,企图达到包庇兰桂华的目的。10月,松溪县检察院就兰桂华一案提起公诉,黄用江律师担任兰桂华的辩护人,参与兰案的诉讼活动。黄从检察院移送的卷宗中,发现前后的供词、证词均有矛盾,说法不一。在会见被告和询问证人时,都说是借,且有借条。究其原因,都说检察院搞逼供信,追查借条时,陈进庆拿出兰写的“借条”。黄用江律师在得知借条是假的情况下,虽然没有将其当作证据使用,但忽略了串供的可能性,仅从被告人供词与证人证词五点一致分析,他对兰受贿两万元的指控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从证据上看,该罪未达到确实充分的定罪要求”;“在现有证据不具备排他性的情况下,草率定为受贿罪,将造成错案,请法庭慎重考虑。”但是黄用江律师却因为被告兰桂华担任辩护人而被松溪县检察院未立案先侦查,违法以所谓“包庇罪”进行侦...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