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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行政诉讼执行难“亮剑”

近日,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标志着施行23年的行政诉讼法启动首次大修。针对实践中的行政诉讼“受理难、审理难、执行难”,草案作出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如明确行政机关拒不履行判决将拘留其负责人等,是此次修法的亮点(12月24日《京华时报》)。$$ 《中国法律年鉴》数据显示,2007B2011年,行政诉讼案件一审判决162767件(二审结案数略低),同期行政执行案54572件,强制执行率33.53%,即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生效判决没有得到自动履行。$$ 拘留拒不履行判决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无疑有助于行政诉讼的执行。但必须理性地看到,现实中,并非缺乏相关的执行措施而产生执行难。行政诉讼法至少赋予了三把强制执行的“尚方宝剑”:一是经济上的制裁,如划拨、罚款;二是向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三是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然而,受体制内...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检察日报2013-12-25
《中外法学》2018年05期
中外法学

改革开放四十年行政诉讼的成就与展望

法谚云“无救济则无权利”,行政诉讼制度是承载着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等多元价值的重要法律制度,对于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民主法治不断发展,行政诉讼制度得以生根发芽并成长壮大。时至今日,行政诉讼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总结其中经验并探索未来发展课题,对于新时代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讲师。一、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一)制度萌芽:1989年之前行政诉讼制度根植于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理念,其存在和运行要求有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1954年《宪法》第97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但因为种种...  (本文共22页) 阅读全文>>

《群众》2018年22期
群众

优化行政诉讼机制 提升依法行政能力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作为重要的依法行政监督制约机制,一内一外,互相配合,是提升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重要保障机制。其中,行政诉讼是来自行政机关外部的司法机关对行政的监督机制,对依法行政有更大的推进价值。近年来,江苏的行政诉讼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表现为:一是案件增量渐趋稳定。相较于2015年行政诉讼受案量的“井喷”,2016年全省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有13617件,同比下降9.64%;2017年有15025件,同比增长10.34%。二是案件管辖渐趋集中。为了更加公正、高效地处理行政案件,江苏对行政案件集中管辖问题不断探索。如2016年4月起,徐州市除环境资源类一审案件由该市鼓楼区、新沂市、沛县人民法院集中管辖外,其他一审行政诉讼案件均由徐州铁路运输法院集中管辖。随着行政诉讼管辖格局的重大变化,行政诉讼工作效率也有了较大提升,当事人对司法裁判的认同度加大,服判息诉率、原告撤案率不断提高,行政争议得到有效化解。三是案件种类渐趋多元。2015...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群众》2018年22期
《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02期
中国法律评论

行政诉讼走过三十年

编者按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并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至今,我国《行政诉讼法》已走过30年。行政诉讼的这30年,是行政诉讼制度从无到有,从创立到不断完善的30年;是行政审判机构和审判队伍不断健全壮大的30年;是老百姓从不会告、不敢告、不愿告,到能主动地运用行政诉讼,捍卫自己权利的30年;是行政机关从抵触行政诉讼、害怕行政诉讼监督,到接受行政诉讼监督的30年;是公民请求救济权利的范围、行政机关接受司法监督的范围,不...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02期
中国法律评论

贤成大厦案:中国行政诉讼的活化石

一、回顾:嵌入法治进程的贤成大厦案件时间简表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贤成大厦系列案件已经过去二十年,无论是关于案件是非的争论,还是案件引发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消逝。亲自担任行政诉讼案件审判长的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豪才教授已经驾鹤西去。该案被冠以“审判级别最高、涉案标的最大、代理人员最豪华”等各种行政诉讼第一案的标签。抚今追昔,贤成大厦系列案件中的行政案件与新中国行政诉讼的发展历史相重叠,它的意义更应该放在中国法治进程的大视角下进行审视,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浪潮激荡下,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该案对于社会法治观念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是巨大的。贤成大厦从中泰投资者合作设立公司、开发、建设到产生纠纷,衍生出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与仲裁交织进行,俨然一场外商投资的法治大戏。贤成大厦就像一块嵌入中国法治进程的活化石,记录了中国法治发展中的斑驳影像。节录几个关键时间节点:1988年12月5日,泰国贤成两合公司与中方深圳的4家公...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荆楚学刊》2019年01期
荆楚学刊

论预防性行政诉讼的制度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行政诉讼法具有保障权利的天然使命。近年来,为公民提供事前与事后救济的双重权利保护已成为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变革的共同规律。而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权利保护模式仍是以传统的事后救济制度为主,“行政诉讼法对‘未来’的法律保护方式,考虑得并不多”[1]。亦即,我国的行政诉讼实质上是一种事后补救之诉,行政相对人只能在行政行为正式作出之后,权利损害已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提起行政诉讼,为相对人提供事前救济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尚未得到我国立法的肯认。在以“为公民提供完整的权利保护”为核心目标的现代法治国家中,仅将目光限于事后救济式诉讼未免过于狭隘,无法积极回应民众权利保护的需求。且对于某些紧迫的、被侵害后难以回复的权利而言,要求公民恪守事后救济,这无异于强迫其将自己置于不利的诉讼风险之中,且在错过了最佳的救济时机之后才允许其提起行政诉讼往往已无救济实益。而预防性行政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事前救济手段,“当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正...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