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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程序与证明标准“实质联动”

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正式纳入刑事诉讼法。就制度层面而言,立法者希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挥何种功能?事实上,《关于〈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对此已作出了明确表示:“实现认罪认罚案件快速办理,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有效方法和必然要求,有利于在确保司法公正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不难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出发点在于“实现案件快速办理”,其制度功能为“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而证明标准与案件办理速度有着密切联系。$$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程序条件与普通案件要求有所不同。学界对于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有不变与降低两种观点。提倡证明标准不变说的,其理论依据在于长久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对实体真实的侧重,不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认罪为区分。持证明标准降低说的,以实然的角度切入,由于司法协商、程序简化等制度变革,将导致无法如普通程序之适用一般完全满足“排除合理怀疑”...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检察日报2019-02-18
《法学家》2019年05期
法学家

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理论之适用问题研究——以《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之解释为视角

作者孙远,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一、案例与问题证明标准作为法律概念,其直接功能在于充当法官裁判之准绳,以及论证理由之工具,因此,有关证明标准的法律学说应将其适用问题置于首要地位。一旦以具体适用为指向考虑证明标准,其层次性便是一个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近来学界围绕刑事证明标准的诸多争论,如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应否提高,简易程序证明标准可否降低等,无不关涉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是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法律依据,该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如何以证明标准的层次性理论为基础妥善适用该款,便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我的讨论将从两则典型案例展开。【真假立功案】聂某某因强奸并杀害康某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数年后,王某某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提起公诉。审理过程中,王某某主动向司法机关提...  (本文共16页) 阅读全文>>

《南方论刊》2018年12期
南方论刊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证明标准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2014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第13项将“认罪认罚从宽”的提法进一步细化为“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序、处罚标准和处理方式,构建被告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分流机制,优化配置司法资源”。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2016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自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正式展开。与此同时,学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多有讨论,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不少学者在论证认罪认...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06期
法治现代化研究

论刑事证明标准差异化

引言“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一种证据制度,如果没有确立证明标准,就不可能成为完善的证据制度。”(1)然而关于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却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公检法机关关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不同认识也在司法办案中时有体现。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2016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在完善证据制度方面,要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研究探索对被告人认罪与否、罪行轻重、案情难易等不同类型案件,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为什么要提出证据标准的差异化,怎样实行证明标准的差异化?此当为时下证据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一、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争议及证明标准差异化的提出近年来,围绕刑事证明标准,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曾经发生过一些影响较大的争论,形成了一些证据学的新理论、新观点,丰富了我国证据学的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一个时期以来的刑事证明活动,同时也构成了探讨证明标准差异化问题的理论基础。(一)刑事证明标准概念的争议与立...  (本文共13页) 阅读全文>>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01期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标准研究

证明标准是指诉讼活动中负有举证责任的诉讼主体提供证据,对待证事实予以证明以达到确信程度所应有的标准,这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制度,其与证明对象、举证责任等制度紧密相联,是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诉讼活动是还原案件真相的过程,法庭发现真实并以此作为定纷止争的基础,诉讼主体需要拿出强有力的证据使自己主张的“真实”让法庭和法官相信,提供的证据与法庭裁判需形成因果联系,即证据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才能让法庭支持其主张,对因果联系的种种规定就是我们所谓的证明标准。一、证明标准概述证明标准至少反映了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重视程度。可见,证明标准也能反映一个文明社会的法治化程度究竟如何。英美法系通常适用二元证明标准,即民事采用优势证据,刑事采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采取高度盖然性。不同的证明标准实质上都要求证明力度达到更为可能的证明程度。从我国立法实践来说,长期以来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采取的都是一元模糊的标准,即证据必须达到“案...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人民检察》2018年18期
人民检察

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证明标准可谓刑事诉讼中的“哥德巴赫式的命题”。将其与数学中的“猜想”相类比,足以表明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最普遍、最基本同时又是最复杂的理论。自1979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沿用至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侦查机关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都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否意味着侦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应当等同于审判证明标准?由此形成了证明标准一元化与多元化的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是切合实际的、“相对合理”的选择。一、刑事证明标准一元化之反思刑事证明标准一元化是指侦查、起诉与审判都适用统一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不仅适用于全部刑事案件,而且适用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随着对证明...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