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

从几十年的农业政策史及其经济后果来看,缺少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平衡的政治结构,是许多损害农民利益进而损害全社会利益的政策轻易出台的重要原因$$  在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的国度中,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然而坦率地说,我们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好农民的问题。反过来,当这个国家遭受厄运时,农民承担了最沉重的部分。无论是两次鸦片战争的赔款、甲午战败的马关条约赔款,还是庚子赔款,还不是变成了田赋、厘金和各种苛捐杂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经济秩序的瓦解,就是亿万农民的破产。在某种程度上说,城市分享了西方列强带来的“新”秩序的某些好处。最终,这个国家的问题还是由农民的态度来决定。应该承认,是农民革命造就了后来的共和国。$$  然而,革命没有自然带来公正对待农民的政治秩序。农民人数虽多,却是一个政治上弱势的集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农民的问题并不是作为农民本身的问题,而是当它影响到另外一些利益集团,并且涉及全局时,才被重视。因为在一...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世界农业》2019年08期
世界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农业政策的演变轨迹——基于1949—2019年中国农业政策的量化分析

1 引言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取决于“三农”问题的妥善处理,而农业为一国之本,是一个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政策对于其起到指引、激励和调控的作用,特别是宏观层面的农业政策的导向至关重要。在中国农业发展波澜壮阔的70年历程中,农业政策在不同的阶段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同时也是不同阶段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的时代映射。本文以1949—2019年国家层面颁布的2 259项农业政策为样本,回顾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政策演变的历程,从政策属性与政策内容两个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总结内在变化规律、提炼理论概念,以期为促进新时期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参考。2 农业政策研究文献回顾农业之于中国的重要地位,使得农业政策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对象。目前,农业政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变革大格局...  (本文共16页) 阅读全文>>

《农村工作通讯》2016年23期
农村工作通讯

优化农业政策过程 实现农业政策目标

公共政策的本质是对社会利益和公共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合法性和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起点。农业政策统属于公共政策,遵循公共政策的基本特征与基本规律。农业政策过程的基本遵循与基本逻辑。以农业生产特性为基本逻辑起点和出发点,以实现农业承载的公共目标为终极性价值诉求,遵循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规律,是农业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应遵循的基本逻辑。即要在确定某问题在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前提下,在需求调研和预评估的基础上设计政策方案;着眼于政策目标和公共目标的实现以确定政策执行方式,同时辅以执行监督,确保政策执行行为的规范;以长期性、结果型评估指标为考核标准,引入多元主体和多元方式评估,形成评估的纠偏和提升机制,不断提升政策质量和政策执行效率,以实现农业政策承载的政策目标和公共目标。农业政策运行的基本状态与目标检视。基于农业政策过程的基本逻辑,结合实地调研,本部分从政策运行方式、运行载体与运行结果三个维度讲述一个关于政策失败的故事,以对农业政策...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改革》2016年11期
改革

中国农业政策体系及其国际竞争力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农业发展进行了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的政策干预。从理论上讲,国家对农业进行干预的原因在于农业的“公共物品”属性,或者说,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全局发展具有外部性。农业的外部性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粮食对于国家具有战略价值;第二,农业和农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社会保障功能,对维持社会稳定具有特殊意义;第三,农业具有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功能。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自由经济体制无法实现资源在农业部门的最优配置。因此,农业领域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传统领域。从政策学的角度来看,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服务的。因此,政策设计需要以政策目标为基础和依据,政策评估也需要以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为标准。[1]在宏观层面上,国家对农业的政策干预通常包括多重目标:保证农产品供给、稳定农产品市场与价格、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等等...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改革》2016年11期
《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12期
中国经济报告

全球企业家眼中的中国农业政策

建立创新机制和科学、透明、可预见的管理体制,是解决粮食与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中国粮食连续12年增收的同时,粮价下行压力加大、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成为下一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必须破解的难题。日前,“2016(第四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怎样确保粮食安全?怎样提高食品质量?相关各方对中国农业政策和营商环境有何期待?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采访了宋美凤、田汉森和保罗·谢克勒三位与会嘉宾。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评价当前中国农业领域的营商和投资环境?在哪些领域可以优化?宋美凤: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机会的市场。从零售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消费者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电子商务客户。这意味着新的创新和技术将可能在中国产生并传播至其他国家。我认为高效、可预测的监管政策和营商环境将进一步促进市场投资,中国政府可以在这些领域进行优化。田汉森:大家都提到创新才能解决粮食与食品安全...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农村工作通讯》2016年22期
农村工作通讯

农业政策体系重构需在“六个方面”发力

新形势下,着眼于未来发展的农业政策体系重新构造,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一是要由正确的市场信号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讲,我们应尽快地从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的困境中走出来,重新有效激发出市场机制的活力。这应是新一轮农业政策改革调整的侧重点,农业政策创设的根本原则。2014年启动的棉花和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改革,三年试点已经到期。明年何去何从?这就涉及对这三年试点情况的评价。现在有了一些评估报告,评估角度虽然不一样,但结论都是大同小异,尤其是棉花,基本结论都是肯定。也有人因此认为可将目标价格补贴推广到其他品种,但提这种建议要慎重。因为推广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补贴力度方面,按照入世承诺,我国特定品种“黄箱”补贴额不得超过该品种当年总产值的8.5%。但据一些专家初步估计,这几年有可能超过了这个上限值。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公检制度。棉花有公检制度,而其他产品包括玉米小麦稻谷等都没有。这些产品在流通环节,没有这样的公...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