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近代中国的公共空间

$T其实,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最主要的标准不是其圣贤经典中的“语录”,而恰恰是人民大众门常生活的起居饮食,日常器物$E$$“公共空间”是外来的概念,但“公共空间”却不完全是外来的。村头的大树下,井口旁,场院中;城镇的集市庙会,街头巷尾,茶楼酒肆……往往是升斗小民自然而然的聚会场所,虽然所谈大多是生老病死、年景收成、家长里短、男男女女、流言蜚语,但这毕竟是平民百姓间的信息交流,而且,间或也会有些许关于社区、甚至“天下大事”的话题,所以在某些“敏感时期”这里那里才会贴有“莫谈国事”的条子,提醒人切莫自招祸害。$$不过,在传统中国,公共空间毕竟非常有限,更不“自觉”。如中国的园林可谓历史悠久美不胜收,但不是皇家园林就是私家花园,从无“公园”;奇禽异兽向囿皇家林苑或私人庭院,从无公共“动物园”;中国历来不乏嗜书如命的藏书家,几大藏书楼至今仍是文化史上的美谈,但不是皇家馆阁就是私人藏书楼,从无公共“图书馆”;文物古董从来是文入学士的雅好,...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辛亥前后浙江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

以省际特征较为明显的浙江作为研究对象,以这一特定区域空间内的文化体系为背景,大致从1901年前后清末浙江下层启蒙风气广泛传播至1924年国共合作止,通过梳理这一时期浙江舆论氛围的变迁历程,探讨浙江这一区域内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包括政治、传媒、教育等综合因素在内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发生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还集中体现在当时的校园文化、女性教育以及以浙省革命为背景的新文学作品中。应当说,区别于其他内陆省份,新文学在辛亥前后浙江文化氛围中显示出相当大的能动性,较早地以一种对话者的姿态对新思潮进行选择性接受、模仿以及改造,甚至对文化中心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辛亥前后浙江文化氛围称得上有“公共舆论”的开始,得益于1901年6月20日在杭州创刊发行的《杭州白话报》。浙江新知识界人士注重启蒙形式与社会运动的结合,专注于思想与知识的启蒙特征,也离不开浙江特有的人文与政治环境。作为开展留日学生运动较早的省份之一,以留日学生翻译日本书籍、招聘日本教习、创办...  (本文共209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学术交流》2010年06期
学术交流

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生成历程

一、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萌芽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和魏源发出了尊重个性与平等的微弱呼声,这一呼声成为近代价值观念一以贯之的主题,并成为公共空间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因为公共空间的形成,所需要的正是对人的个体的重视与社会发展多样化的提倡。龚自珍和魏源对近代中国所开始的批评,尽管是局限在专制体制内部的建议式的批评,但由于其目的是为了改善近代中国的政治环境以及关注了近代国人的生存状况,因此,他们的批评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性与近代性,同时给当时尚处于混沌状态的国人以较强烈的危机感与思想启蒙,从而为近代中国的公共空间的形成培育了思想萌芽。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给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促使清政府开始了自救性质的洋务运动,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兴起。同时西学在中国开始了初步的传播,一些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近代的民主观念与民主制度有了初步的了解,由此而引发了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对中国近代化变革的初步思考。在这一时期,早期维新...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北京公园与市民生活研究

众所周知,公园是19世纪诞生于西方的新型公共空间。这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在短短1个世纪的时间内,作为“都市之肺脏”,公园迅速地普及到世界的各个城市。而如今,在世界各地,已经找不到没有公园的城市了。因此,可以说,公园是一个极具普遍性的“城市装置”。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国内外掀起了研究公园史的热潮。但是,以往学术界对公园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将公园史作为园林史的延伸予以探讨的学术框架和学术范围内,缺少对其进行人文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更宏观视野下的综合审视和把握。本研究首先叙述并梳理近代国内外城市公园兴起与发展的简要历程,在此基础上,尝试从公共空间的新视角,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北京公园开辟过程中经历的斗争与曲折、开辟的时代意义予以考察。同时,重点探讨民国时期北京公园开辟对城市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以及北京公园的特点、风格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并由此得出结论:公园不仅仅是每座城市不可或缺的“都市装置”,事实上,公园记录着城市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风云变...  (本文共205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文化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1840-1949年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及其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历程,分析城市规划文化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与途径,并从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内容、技术、制度等方面展开关于城市规划各要素与近代城市关系的研究,探讨了影响这一时期城市规划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借助古今、中西城市规划文化的剖析比较,揭示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与城市文化的关系以及城市规划的近代性嬗变,完善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的系统研究,并推动中西近代城市规划比较研究及文化交流研究的发展。全文共分十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首先提出了本文研究对象与范围,阐明研究目的与意义,并在国内外研究状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研究角度与方法,同时对本研究涉及的多个概念做了解释。第二章对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个的梳理,分阶段论述了不同时期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的城市规划内容及其特点,并对有代表性的城市规划进行了分析。第三章重点分析了近代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思想文化背...  (本文共218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记忆与想象:近代媒体的都市叙事

尽管天津现代意义报纸的产生较晚,但却发展迅速,影响巨大。报纸副刊更是在民国之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由德国人汉纳根于1895年1月26日创办的《直报》是天津报纸最早的刊登副刊性文字的中文报纸。此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天津报纸的副刊日渐成熟。1920-1930年代是近代天津报业的极盛时期。随着都市生活的日益繁荣和稳定,内容庄谐并重,兼容了启蒙与娱乐的综合性副刊开始逐渐崛起并大行其道。同时,学理严肃、专业性强但又不失趣味的专业副刊也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并逐步壮大。这些无所不包的“软性”副刊交相辉映,贴合读者需求,亦引导社会变革。以民国天津四大报纸而论,1920-1930年代,《大公报》各种类型的副刊在30种以上,而《益世报》先后创办的副刊也有20余种。《庸报》和天津《商报》副刊数量虽然较《大公报》、《益世报》为少,但仍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1920-1930年代天津的报纸副刊记录了这样一个上至豪门巨贾、中为普通市民、下至贩夫走卒的碎片...  (本文共246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