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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思考

对我国民事案件证明标准具体定位的思考$$证明标准是指证据的作用或证明力在法官内心所形成的确信程序(心证)的结果。换言之,只要承认法官需要对证据进行判断、对事实进行认定,就离不开从心证的角度即主观的角度来认识证明标准。但我国传统诉讼法学理论对自由心证一直持否定态度,并强调诉讼证明是确定案件的客观真实,反映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其只强调证明标准的客观性,而回避或忽视诉讼证明标准的主观性。这种理论观念反映在立法上,就是只从客观的角度设置统一的证明标准,也就是为了达到所谓“案件的客观真实”,所有诉讼性质案件的证明标准都一概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客观真实真的能够发现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其一,尽管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认识水平是有限的,是受其他因素制约的,如时间、地点、方法、手段等;其二,案件事实是过去发生的,时间是不可逆转的,过去发生的事实是不能重视的;其三,人类认识事物的主观性(如人的性格、情绪、喜好等)影响对案件...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法学家》2019年05期
法学家

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理论之适用问题研究——以《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之解释为视角

作者孙远,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一、案例与问题证明标准作为法律概念,其直接功能在于充当法官裁判之准绳,以及论证理由之工具,因此,有关证明标准的法律学说应将其适用问题置于首要地位。一旦以具体适用为指向考虑证明标准,其层次性便是一个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近来学界围绕刑事证明标准的诸多争论,如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应否提高,简易程序证明标准可否降低等,无不关涉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是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法律依据,该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如何以证明标准的层次性理论为基础妥善适用该款,便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我的讨论将从两则典型案例展开。【真假立功案】聂某某因强奸并杀害康某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数年后,王某某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提起公诉。审理过程中,王某某主动向司法机关提...  (本文共16页) 阅读全文>>

《法学杂志》2019年10期
法学杂志

论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

我国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不仅把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立法,①而且将之作为一项具体制度作出明确规定。这是我国在总结司法工作试点经验、借鉴域外有益做法基础上对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完善,无疑对我国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并在确保公正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大有裨益。在理论上如何认识、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毋庸置疑,正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关键是正确理解与适用证明标准,因为这才是防止冤错案件发生的重要保障。故此,本文拟对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进行探讨,以期对该制度的准确适用有所裨益。一、认罪认罚案件的定罪要求从目的上来说,刑事诉讼旨在解决被追诉人的刑事责任,这要求国家专门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并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由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关键所在,因而,刑事诉讼的核心就在于如何保证公安司法人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准确追究犯罪。过去,我国学界曾就认定被告人有罪是否要坚...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人民检察》2019年08期
人民检察

公诉证明标准的维度考察

公诉作为刑事诉讼三阶段的中间环节,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提起公诉作为公诉阶段终局性的标志,通常也意味着审判阶段的开启,处理得当,能够实现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成功衔接,贯彻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提高公诉案件的质量。在此过程中,公诉证明标准是指公诉人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及其他相关待证事项的证明所须达到的程度和要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条的规定,我国采用的是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公诉证明标准与侦查终结、定罪量刑的标准基本无异,这也引发了不少学界争议。考察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的公诉证明标准,可获得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一、纵向维度:我国公诉证明标准的沿革“证明标准”一词由来已久,在我国封建时代,律法尤为注重发现事实真相,强调定罪应做到“无疑”“明白”。①但考虑我国古代实体与程序不分,司法制度从根本上服务于君主专制,少有人权保障的意味,导致进一步探讨的现实意义不大。因此,笔者将以革命根...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南方论刊》2018年12期
南方论刊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证明标准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2014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第13项将“认罪认罚从宽”的提法进一步细化为“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序、处罚标准和处理方式,构建被告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分流机制,优化配置司法资源”。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2016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自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正式展开。与此同时,学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多有讨论,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不少学者在论证认罪认...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06期
法治现代化研究

论刑事证明标准差异化

引言“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一种证据制度,如果没有确立证明标准,就不可能成为完善的证据制度。”(1)然而关于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却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公检法机关关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不同认识也在司法办案中时有体现。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2016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在完善证据制度方面,要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研究探索对被告人认罪与否、罪行轻重、案情难易等不同类型案件,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为什么要提出证据标准的差异化,怎样实行证明标准的差异化?此当为时下证据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一、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争议及证明标准差异化的提出近年来,围绕刑事证明标准,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曾经发生过一些影响较大的争论,形成了一些证据学的新理论、新观点,丰富了我国证据学的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一个时期以来的刑事证明活动,同时也构成了探讨证明标准差异化问题的理论基础。(一)刑事证明标准概念的争议与立...  (本文共13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