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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随行送达的利弊与规范

法院送达,是人民法院依职权进行的一种诉讼活动。长期以来,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由于我国户籍制度和工商登记制度难以准确反映当事人的真实住址,加之经济发展,人员流动性强,活动范围广,常住地经常变换,致使当事人的相关诉讼法律文书难以送达,案件审判程序难以启动,当事人的诉讼和实体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司法保护。 $$在法院直接送达司法文书实践过程中,当事人为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早日实现,而积极要求随法院参与送达,使当事人随行送达成为解决“送达难”的一种措施,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常加以运用。 $$当事人随行送达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影响 $$当事人随行送达作为一种送达措施其积极因素在于:一有利于当事人与法院相互配合,和谐推进诉讼程序,体现了民事诉讼的民主性。二有利于发挥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当事人的诉讼风险意识。三有利于法院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便于法院提高民事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当然,当事人随行送达也...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法制与社会》2019年25期
法制与社会

论我国残疾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一、残疾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必要性(一)残疾人概念的界定残疾,英文为“disability”。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对残疾人定义为:“残疾人是指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这些损伤与各种障碍相互作用,可能阻碍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我国《残疾人保障法》对残疾人定义为:“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残疾人是指在生理、智力或者精神上存在障碍,妨碍其平等参与社会活动的人。诉讼权是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权利,是公民宪法基本权,在法治社会中保护公民的诉讼权利是法治的核心。如何充分保障残疾人的诉讼权利成残疾人权利保障的不可或缺的内容。据统计,目前我国残疾人约有8500万,残疾人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是社会最大的弱势群...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04期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实证研究

有学者指出“是否允许辩护律师参与侦查程序和赋予其怎样的诉讼权利,在现代已成为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与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1]。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明确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扩大并完善了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将辩护权延伸到审前的侦查阶段,契合了国际刑事司法的发展趋势,在立法上为推进刑事司法的法治化进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为切实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两院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期侦辩双方共同实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避免冤假错案发生。然“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颁布而在于实施”,立法规定能否得以付诸实践,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的诉讼权利能否得到切实的保障,执业环境是否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成为衡量法律实施效果的一个维度。带着这些问题,课题组进行了实证调研,期望通过对司法实践的客观考察,展现出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诉讼权利实施与保障的真实图景,找出立法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差距,提出改革的意...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12期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解析我国刑诉法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一、引言我国新刑诉法的出台确定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这原本对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极为有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发现,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犯罪者在司法过程中的诉讼权利仍然不对等,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充分发挥,被害人的权益也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在此状况下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利应是必要的,可这一问题在司法界却引起了很大争议,面对实际中的种种问题该如何更的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值得讨论和深思的,这影响了我国刑诉法的进步和完善,也影响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二、对我国刑诉法的思考与解析(一)新刑诉法在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方面的进步我国刑诉法在1996年修订以后,在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上取得了很大进步,例如,确立了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在原有刑诉法中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受到很大限制,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却不被认可,被害人只能以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参与到诉讼程序中来,这就导致了第一,被害人的权益虽得到了司法部门的保护,但自身却只是一个“诉...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03期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规制滥用诉讼权利制度的体系性论证

引言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逐步得以明确,当事人处分权原则以及辩论原则(并非严格意义的辩论主义)等也以渐进方式得以实践。[1]然而,伴随而来的滥用诉讼权利、扰乱诉讼秩序现象开始呈现。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甚至其他诉讼参与人滥用诉讼权利目的多元、形式不一,以致学界难以对滥用诉讼权利进行统一定义或者系统、全面的分类。1[2]在我国当前《民事诉讼法》框架中,初步确立对滥用诉讼权利的评价、制裁以及事后救济的相关制度,但明定的具体制度呈现出分布零散、内容片面、结构失衡等特点。梳理既有重要文献,围绕“滥用诉讼权利”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关注诚实信用原则对滥用诉讼权利的评价、规制。第二,关注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等诸如此类典型的滥用诉讼权利情形。第三,关注滥用诉讼权利的制裁措施(包括“妨碍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对“滥用诉讼权利”遏制的探讨),研究背景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以及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05期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论我国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审前保障

一、引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为保障审前阶段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我国司法机关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定》1,对保障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工作进行了细化。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的一些现实难题,使审前阶段律师“会见难”、“阅卷难”等现象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然而这些规定也存在一些先天不足,如对具体的救济程序规定得较为模糊,对控诉机关侵害律师诉讼权利行为的制裁力度也不够,以及由人民检察院作为保障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机关,不能确保裁判中立等。二、我国辩护律师审前阶段主要诉讼权利的行使现状(一)会见权自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文件实施以来,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基本上得到了保障,一般情况下律师持“三证”2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不再受到阻碍,但在一些特殊情形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仍然还存在难度。首先,在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中,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仍然受阻。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特别重大贿赂案件...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