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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的冷暖

孙郁先生在写到周作人的时候还并没有这么轻松的文化氛围。周作人本来就是一个有定谳的汉奸,对于他的任何讨论首先就会引起人们心理上的不快,甚至反感。你仅仅讨论周作人可能就已经犯忌,更何况你把周作人与鲁迅糅在一起呢?因为,鲁迅是“神”,周作人是“鬼”。长期以来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刻画中,还是学界的鲁迅研究中,鲁迅似乎已经是绝对正确的化身了;与之相对,周作人也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了。如此地神鬼不分,当然会引起人的不解乃至愤怒。问题在于周作人与鲁迅是兄弟俩,他们自小在一起,并且感情很深,即使后来他们因为家庭矛盾而彼此分隔不再往来,哪怕是以阴影的方式他们也仍然存在于对方的世界之中。也就是说周作人与鲁迅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历史史实。当然,说是历史史实也还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历史史实是一回事,对它的选择又是另一回事,我们常说“选择即评价”就是这个意思。周作人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通常的历史史实,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史实。鲁迅的文化、文学活动...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辽宁日报2007-06-01
《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09期
鲁迅研究月刊

江南水师学堂与“原周作人”的肇基——以四本字典的考订为中心

1944年,周作人借用“本来是劝人谨慎”的俗语“开一头门,多一些风”,来“劝现代的青年朋友,有机会多学点外国文”,并解释说“学一种外国语有如多开一面门窗,可以放进风日,也可以眺望景色”。0这里颇有一点夫子自道的况味。周氏一生用心学过的外语有四种:英语、日语、古希腊语和世界语。尽管由英语译出的文字在他的翻译作品中仅约占五分之一的比重?,但英文阅读却是周作人“杂学”构成最重要的根基。他自我盘点,称其杂学“大部分是从外国得来的,以英文与日本文为媒介”,“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对于我却是一样的有益处”;但在由20篇文章组成的《我的杂学》内部,有9篇谈的是来自英文的影响,日文方面只有4篇。?然而,学界目前对周作人英语方面的了解不甚清晰,一般只是依据他零星的自述来简要介绍,有时容易基于他的翻译成就而加以想象性的发挥。实际上,周作人日记及文章留下了诸多可供考索的材料,特别是其英语习得的过程,倘若回归原生语境中...  (本文共14页) 阅读全文>>

《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06期
现代中文学刊

关于周作人研究史料——周作人后人保存的部分

tfn-t-刖百研究和评价文学家,通常是以著作为主要依据,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则有关他的一切史料都不容忽视。周作人先生既是重要的文学家,又是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因此,各方面的史料,尤其可作为历史证据的原始文献,对于“周作人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本文作者作为周作人先生的后人,正在致力于将所收藏的历史资料提供给学界。周作人先生1885年出生,1967年去世,享年82岁,他留下的日记、手稿、藏书、所有他收到的信函以及别人委托他保管的文稿和书籍,已经成为历史的证物,记录着他、与他交往的人以及曾经发生的事。遗憾的是历经历史变迁和社会动荡,幸存下来的已经不多。其中有两次以个人之力无法抗衡的损失,第一次发生在1945—1949年间,周作人先生被捕入狱,失去了大部分书籍和少量日记;第二次发生在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因“红卫兵”的抄家等暴行,周作人先生失去了所有日记、印章、文稿、藏信、藏书、家具、住所,以至生命。每次灾难来临,周作人先生及其...  (本文共17页) 阅读全文>>

《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10期
鲁迅研究月刊

为了文化再造的知识建构——周作人《我的杂学》精读

引言:构筑周作人研究的整体性视角新时期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周作人研究在学术探索和资料挖掘两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如今也遇到了急需突破的瓶颈。这就是,研究越来越趋于细分化甚至碎片化,精耕细作式的局部研究代替甚至取消了全景式的整体把握。因此,随着研究的展开,作为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标本意义的周作人,其形象不是越来越清晰反而变得模糊起来。那种足以超越1980年代钱理群、舒芜乃至此前日本学者如木山英雄的整体性鸟瞰式研究不仅少见,而且研究者似乎缺少综合观照的兴趣和意识。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与人文社会学科一再细分化、专业化相关联,也与我们所身处的21世纪其杂乱无章而方向迷失的思想状态有关。因为,在明确的时代要求和目的意识烛照下,历史人物才能焕发出崭新的价值和神采,也才会有对其加以整体综合把握的冲动。同时,这也与我们对基础资料的科学而有效整理做得不够,包括对周作人所有文本的汇总和编辑注释工作严重滞后有关。周作人一...  (本文共14页) 阅读全文>>

《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10期
鲁迅研究月刊

印章和书法里的周作人书斋

周作人的第一个书斋,或许叫“光霁书屋”。白文篆书书斋印“光霁书屋”最早出现在周作人1898年5月17日与中断之后的11月26日的日记中间的插页上。那一时代的周作人还拥有“一日酣”“吟风弄月”“一庭花月”“几生修得到梅花”等多枚印章,印文都带有少年的浪漫和阳光,这枚书斋章也不例外。1917年4月1日,周作人从绍兴到达北京,住在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七号的绍兴县馆,该馆有一个小院落,周作人跟随鲁迅居住于此,名曰“补树书屋”。此书斋名在1916年5月鲁迅搬入之前就已存在,书屋墙上有石匾题记:“昔有美榭,花夜合,或曰:楝,别种莲芙?遂以名其轩。壬寅春树折,癸卯乃再种。”(1)周作人搬入后,他只看到了槐树,还有春夏之交遍地乱爬的槐树虫子,他说:“‘补树’不知道是什么典故,难道这有故事的槐树就是补的么?总之这院子与树那么有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在房屋里边有一块匾。这四个字也不晓得是谁所写的,因为当时不注意,不曾看得清楚,现在改作工场的车...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新文学史料》2018年04期
新文学史料

周作人1942年南京之行考

1942年5月2日至10日,为庆祝“满洲帝国”十周年,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赴伪满访问。后又于5月11日下午随汪精卫乘机抵达南京,此后几天一直在南京参加宴请、发表演讲等,直到14日下午乘车北返。这是周作人在时隔35年后重返南京,于他个人而言,自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而对于当时略显沉寂的南京文坛来说,其意义更是非同小可。然而,对于周作人的此次南京之行,各类研究著作并没有给以太多关注。止庵《周作人传》对周作人的此次南行基本没有提及,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只对周作人5月13日在中大的演讲有简单介绍①,钱理群《周作人传》则以这样一小段话将此事一带而过:“从‘满洲帝国’归来,周作人又匆匆赶往南京,去为汪精卫祝寿。汪政府各头面人物‘立法院院长’陈公博、‘考试院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亲自接见不说,汪精卫还特设家宴招待,周作人算是备受青睐与礼遇。”?倪墨炎《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和张菊香、张铁荣编的《周作...  (本文共10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