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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法院成功化解一起行政纠纷

本报讯 近日,年近七旬的余志成老人高高兴兴地领取了政府补发的17年工龄的退休金。为了却老人多年的愿望,江苏省无锡市两级法院经过多方协调,克服查找三十多年前档案材料的种种困难,使老人17年工龄得以确认,成功化解了一起缠讼多年的行政纠纷。$$     余志成,1956年参军。1963年复员后在江阴澄江镇街道工作,1965年带队到新疆和田新园农场支边。1969年自动回乡,1972年户口迁回江阴,同年12月在江阴钢绳厂做临时工,1982年经批准转为集体固定工。1999年办理退休手续时,劳动部门确认余志成参加工作时间为1972年12月。余志成对此有异议,认为其工龄应从1956年参军开始计算,劳动部门确认的工龄少了17年。2001年,余志成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余志成起诉的仅是劳动部门的答复,但该答复属重复处置行为,不属于行政...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法制博览》2017年36期
法制博览

试论我国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急待厘清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是指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仲裁、行政调解以及其他行政纠纷解决新途径形成一个功能分流、内部统一、合理有序的体系,从而实现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救济合力。在这种情况下,设置和实施行政纠纷还应当始终坚持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行政诉讼制度直接触及国家行政体系的神经,因而成为国家法治水平的晴雨表。它不仅仅是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同时还具有监督行政、规则创制以及维护客观行政法律秩序的功能。“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对司法中心主义最典型的诠释。[1]虽然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是世界性的趋势,但我国建构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仍应保障司法救济途径的中心地位。在我国,司法救济途径尚未成为成为解决行政纠纷的核心机制。这本质上是一次反哺的过程,西方法治国家以司法救济途径的完善为前提,逐渐在行政纠纷领域中探索ADR的解决机制;而我国可以通过确立以司法中心的...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法制博览》2018年15期
法制博览

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审视与完善

行政纠纷又称行政争议,包括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行政机关和公务员之间以及行政机关之间发生的各种争执。当下行政纠纷的解决机制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信访。在新型行政纠纷层出不穷的今天,法律援助实践中需要通过整合协调三种救济途径,进一步完善这三种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以实现对当事人权益的最大救济与保护,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一、当前行政纠纷的特点随着社会矛盾日益增多,行政主体作为职能机关在行使权力时,非常容易产生了损害群众利益的矛盾纠纷,故而也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一)案件数量多,并呈急剧增加之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法院新收行政一审、二审和再审案件299765件,上升55.13%;审结272882件,上升51.46%。可见行政纠纷案件增加的数量是惊人的。(二)内容涉及面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2014年人民法院审结一审行政案件涉及行政管理领域主要涉及资源,城建,劳动和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工商,公安以及其...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奋斗》2016年12期
奋斗

把行政调解打造成化解行政纠纷的主要方式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体制机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其中,因行政管理或行政执法而产生的行政纠纷呈几何数级增长,给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采取何种方式化解行政纠纷更符合国情,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已成为各级政府不能回避且必须解决好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为我们在化解行政纠纷中发挥行政调解的作用提供了有力依据。一、正确认识行政行为中的自由裁量权作为一种法律概念,行政调解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早已存在,有的地方还出台了专门的行政规章。但在现实管理中,行政调解的地位并不突出,作用也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理论界对行政行为中的自由裁量权认识不一致,法律制度中对行政调解的使用限制太多,范围太窄。过去一段时间内,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诟...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奋斗》2016年12期
《长江论坛》2017年02期
长江论坛

行政应诉工作的路径选择——从一起影响重大的行政纠纷的成功化解来看

案情简介:2009年6月6日,原告人刘某某在武汉市某某医院通过B超等诊断为“中孕”。同年6月29日,原告人刘某某在武汉市某某医院医生戴某、陈某的帮助下,进行了产前诊断。2009年10月19日原告人刘某某在武汉市某某医院通过剖腹产下四肢严重畸形的儿子方某某。2009年10月24日产妇及家属将婴儿遗弃在医院后离开。原告人认为:武汉市某某医院在诊疗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并存在非法行医的行为,造成漏诊误诊,使原告刘某某、方某夫妻丧失选择终止妊娠的权利,生出严重畸形的小孩方某某。武汉市某某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原告家庭并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于是,原告人刘某某、方某夫妻、原告人方某某(小孩)于2009年11月16日,向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向武汉市某某医院索赔各种损失费10万元。民事调解过程中,原告曾提出了高达150万的赔偿请求。江岸区法院在审理该民事案件过程中,依法委托武汉市医学会对原告人刘某某等诉武汉市某某医院医疗损害...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社会学研究》2017年03期
社会学研究

财大气粗?——私营企业规模与行政纠纷解决的策略选择

宣读,感谢桂勇、黄晓春、黄冬娅、刘世定、吕鹏、张长东、张翔、张冬、张华、曾迪洋等师友在论文构思、写作和修改过程中的批评和帮助,特别感谢匿名评审人的中肯意见,文责自负。如希望进一步与作者讨论或获取相关数据结果,请联系通讯作者范晓光(xgfan@zju.edu.cn)。一、问题的提出一个群体获得凌驾于其他群体的权力,不外乎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四种来源(多姆霍夫,2009)。从经济权力向政治权力转化的程度和路径构成了社会科学观察现代社会权力结构的核心问题。而这一转化的过程及后果是由政体本身的性质以及私营经济的特征共同塑造的(Salamon&Siegfried,1977)。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语境中,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关系更被认为是理解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正因如此,当代中国政府与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主群体之间的政商关系历来是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议题,涉及经济增长、治理优化和阶层重构等重要研究面向。迄今为止,以私营企...  (本文共24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