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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迫行为应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裁判要旨$$当事人对合同是否系在受胁迫情况下所签订发生争议的,应当由受损害方承担举证责任。受损害方提供的证据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具体认定上,法院应结合合同的签订原因、内容、缔约过程以及履行情况等综合加以判断。$$案情$$2015年2月13日,陈某某与安某某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由陈某某委托安某某对其证券资金账户进行投资管理。陈某某向安某某共计支付服务费192万元。$$因委托投资期间账户发生亏损,梁某某、陈某某(系夫妻关系)作为乙方与安某某(甲方)于2016年7月25日在派出所接待大厅签订协议书,载明:“因证券市场大幅震荡,乙方委托资金遭受巨大亏损,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甲方向乙方退还已收取服务费中的170万元。双方就委托理财事宜产生的一切纠纷在本协议履行完毕之日均予终止,双方互相承诺不再因委托理财事宜相互追究任何赔偿责任。双方均认可,本协议是双方咨询律师、明晰相关法律的前提下,在自愿平等基础上达成。各方不得...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法制与社会》2019年22期
法制与社会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差异化证明标准探析

差异化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是司法改革中我们赋予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新的含义。在此背景之下,差异化证明标准也有着新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我们进行学习与探讨。一、差异化证明标准基本问题(一)差异化证明标准的内涵差异化证明标准实际上是司法改革背景下对刑事证明标准赋予的新内涵,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故而对于其定义可以作如下概述:差异化证明标准是指在当前统一的证明标准原则之下,基于不同案件类型、不同诉讼阶段、不同证明主体和证明对象而设置不同证明要求的刑事证明标准。(二)差异化证明标准的意义差异化证明标准的提出实际上是司法改革进程中对证据制度完善的必然结果,有着重要意义。其一,有利于刑事诉讼目的价值的实现。刑事诉讼的任务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权,差异化证明标准的设置既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也有利于保障人权,可以最大化的兼顾公平与效率。其二,差异化证明标准可有效地兼顾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差异化的证明标准设置,一方面,通过对...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当代法学》2019年05期
当代法学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中的统一证明标准:学术争辩与理论反思

统一证明标准是指我国侦查终结和提起诉讼都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标准,与审判定罪达到同样的证明程度。我国学术界讨论的统一证明标准不仅包括侦查终结、审查起诉、定罪三者的证明标准,还包括定罪事实、量刑事实、程序性事实等不同的证明对象的证明,公诉机关、被告人等不同的诉讼主体证明,以及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等不同的诉讼程序证明,是否统一证明标准。本文仅论述第一方面的问题。统一证明标准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撰文指出:“以审判为中心,其实质是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实行以司法审判标准为中心”。〔1〕然而,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中是否坚持统一证明标准,近年来成为学术上的重要争点,其对于重新认识侦查、审判在发现事实真相上的功能,是否坚持诉讼阶段论,如何有效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加以详细分析。一、对我国证明标准统一化的学术争议与域外许多国家审前侦查起诉证明标准低于定...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当代法学》2019年04期
当代法学

认罪案件证明标准层次化研究——基于证明标准结构理论的分析

对刑事证明标准的传统论辩,以被追诉人不认罪、控辩对抗和实体真实主义为基本前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内核是尊重被追诉人的意思自治权和程序主体地位,通过控辩协商,以检控优惠换取辩方认罪,在重估口供价值的基础上,提升司法效率,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对实体真实的探求,这将颠覆性地冲击传统证明标准的理论根基。在《刑事诉讼法》改革已正式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语境下,重新讨论认罪案件证明标准是极为必要的。认罚主要涉及量刑问题,与定罪证明关联性较弱。为突出讨论主题,本文仅讨论认罪案件的定罪证明标准问题,而不涉及被告人是否认罚及量刑证明。一、证明标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的核心地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效率价值的追求是明确的。“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实现认罪认罚案件快速办理,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有效方法和必然要求,有利于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1〕实现此目标的关键是重构证明标准。(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何不宜坚持统一...  (本文共13页) 阅读全文>>

《南方论刊》2018年12期
南方论刊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证明标准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2014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第13项将“认罪认罚从宽”的提法进一步细化为“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序、处罚标准和处理方式,构建被告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分流机制,优化配置司法资源”。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2016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自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正式展开。与此同时,学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多有讨论,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不少学者在论证认罪认...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06期
法治现代化研究

论刑事证明标准差异化

引言“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一种证据制度,如果没有确立证明标准,就不可能成为完善的证据制度。”(1)然而关于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却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公检法机关关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不同认识也在司法办案中时有体现。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2016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在完善证据制度方面,要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研究探索对被告人认罪与否、罪行轻重、案情难易等不同类型案件,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为什么要提出证据标准的差异化,怎样实行证明标准的差异化?此当为时下证据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一、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争议及证明标准差异化的提出近年来,围绕刑事证明标准,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曾经发生过一些影响较大的争论,形成了一些证据学的新理论、新观点,丰富了我国证据学的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一个时期以来的刑事证明活动,同时也构成了探讨证明标准差异化问题的理论基础。(一)刑事证明标准概念的争议与立...  (本文共13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