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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汉译文学”

翻译文学在任何译入语的文化环境中,本应居于次要位置,通常只在“影响”的层面上进行研究。但汉译文学相对于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却并非如此,以《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1917年1月1日至1949年9月30日)为例,该书共辑录了13500余种文学书籍,其中翻译文学书目,据李今统计约有3894种,约占此时期全部文学书籍的29%,相当于此时期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五分之二。汉译文学对新文学版图影响甚大,这种影响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和发展中,汉译文学意义非同小可,不但创生、借鉴了词汇、概念,还更生了语法和新的表达式,改变书写和表达习惯。鲁迅和周作人编译的《域外小说集》,苏曼殊翻译的《拜伦诗选》等就为新文学提供了新的表达式,丰富着新文学的语言和语法,是构成新文学传统的一维。$$汉译文学中的内容和想象是构成新文学新的内容范式的主要依助。郁达夫的小说《银灰色的死》背景直接取自斯蒂文森的《寄宿》,一个年青人爱上女招待的内容来自他的...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12期
中国社会科学

百年新文学的“新”之释义

从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算起,新文学迄今将走过它百年的辉煌历程。我们究竟应怎样理解新文学的“新”之含义?这是目前仍困扰学界思维的一大难题。由于“五四”客观上存在一个强大的“西方”背景,因此“西化”现代性也就成了一种主流观点。比如,人们习惯性认为,“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1)进而使新文学“起于西方,学习、借鉴西方”,(2)最终演化成“一场从价值观念到文学形式的‘西化’运动”。(3)毋庸置疑,自“五四”以来,西方因素的大量涌入,的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使新文学呈现出一派全新气象;不过我们也须清醒意识到,中国新文学的“中国”定义,其本身就是文化自信心的一种表现,因此简单将“新”等同于“西化”,显然不符合文化发展的常规逻辑。早在“五四”过后不久,周作人和鲁迅等人,都曾对新文学或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性质,表达了他们作为参与者的明确看法。周作人认为新...  (本文共11页) 阅读全文>>

《民主》2016年11期
民主

老书陈酿味更酣——开明出版社重印开明版“新文学选集”

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丛书出版后深受读者的欢迎,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丛书由“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任主编,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文艺理论家杨晦等任编委会委员。丛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是“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原定出12种,实际上出了11种,即《鲁迅选集》、《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蒋光慈选集》、《鲁彦选集》、《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洪灵菲选集》和《殷夫选集》。拟定中的《瞿秋白选集》,因瞿秋白曾是中共的领导人,按当时的规定,必须经党中央批准,于是就延搁下来,未能出版。“健在作家”的选集列为第二辑,原定也出12种,实际上也只出了11种,即《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丁玲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民主》2016年11期
《南方文坛》2016年01期
南方文坛

“创作”和“议论”——反思“新文化”与“新文学”的一个角度

一中国“新文化运动”由“新文学”发端,但“新文化运动”按自身逻辑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的,必要从最初的文学运动扩张到整体文化改造。可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几乎一直由“新文学”唱主角,因此说到“新文化运动”,总是以“新文学”为主,这就显得名实不符,看不到“新文化”其他部门的成就及其与“新文学”的内在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日益边缘化,在整体文化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模糊,因此最近二三十年反思“新文化运动”,如何处理“新文学”的地位,又成了一大难题。“新文学”的位置如果像以往那样抬得太高,势必只见文学而不见整体文化。反之,“新文学”的位置倘若估量得太低,比如2015年各地举办“新文化”百年学术纪念活动,只谈政治体制、经济、军事、外交、法律、人文学术、美术等“新文化”的诸多领域,过去一直占据中心的“新文学”几乎不在场,那显然也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用“新文学”覆盖甚至取代“新文化”,或者把“新文学”从“新文化”中剔除出去,这两种极端做法其实...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05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苏雪林:蜕变的批评家——从《新文学研究》到《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苏雪林(1897—1999),是“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女作家。1931年开始任教于武汉大学,1932年,接受“新文学研究”教学任务,编写讲稿《新文学研究》。1979年,苏雪林“将大陆时代所曾在报刊发表的一些篇章,一一按序排列,又将那份讲义增改润饰,再新撰了二十余章文字”1,更名为《二三十年代作家作品》由台湾广东出版社出版。“由于出版匆促,错误甚多,未能尽如人意”2,1983年,经再次修改增订,定稿为《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改由台湾纯文学出版社出版。苏雪林以80余岁高龄两次修改出版自己的讲稿,足以证明她对讲稿十分看重。作为一个时代文学的见证者、参与者和研究者,苏雪林有理由写出一部融历史描述与当代回望于一体的独特新文学史著。可惜的是,苏雪林“新撰”的文字,把现代作家置于其政治和文化偏见中任意评价,不仅造成与原讲稿整体语境的错位与矛盾,而且失掉了评论家的基本立场。研究这一现象及其产生的缘由,对于我们解读那个渐行渐远的文学时代以及浮沉于...  (本文共12页) 阅读全文>>

《文艺研究》2015年05期
文艺研究

从反叛到皈依:论新文学“家”之叙事的复杂心态

新文学以反“家”作为其思想启蒙的叙事重点,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故历代儒者都认为,“身修而后家齐,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毫无疑问,儒家这种“以家为本”的道德观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素,对维系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曾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诚如一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人的家族意识的坚固性甚至于比万里长城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中华民族的家族观念常盛而不衰,历久而弥坚,既不因外族和外国的多次入侵而中断,也不会由于佛教和基督教的巨大冲击而崩溃,这就与西方家族文化在中世纪的宗教文化的逼迫和近代工业革命的撞击下趋于衰微绝然不同。”3但在“五四”新文学时期,为了追求“西化”现代性,启蒙精英曾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过全面攻击,并试图以血泪控诉的艺术呈现去彻底颠覆中国人心目中的“家”之形象。这种幼稚做法留给后人深刻教训,非常值得认真反思。一、...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