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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生态补偿方案成型

“中华水塔”三江源的长效保护机制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   “青海省政府编制的《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试验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了。”参与过《总体方案》多次论证的青海省社科院副院长孙发平对本报记者表示。$$   2004年,三江源被确认为建国以来第一个国家级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第二年年初,国务院通过了《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该规划提出,到2010年国家投入75亿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具体来说,《总体规划》对三江源的保护投入力度远不能弥补三江源区因资源控制、不能开发利用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和机会丧失,存在着投资项目不配套、标准偏低、补偿年限偏短等诸多问题。”孙发平称。$$   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总体方案》。据孙发平介绍,《总体方案》对三江源生态补偿的范围已经基本确定,但其补偿标准和补偿机制因为牵涉甚广,尚存较大争...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环境经济》2019年17期
环境经济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应引入激励约束机制

查阅我国各类法律法规文件,关于“横向生态补偿”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12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彼时,横向生态补偿的范围还仅限于省内。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开展跨地区生态补偿试点”。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以及财政部、原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均对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作出了专门规定。除了政策层面,国家也开启了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试点。2012年,由财政部和原环境保护部牵头,皖浙两省共同推进,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此后,2016年,广东省与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别签署了汀江—韩江流域、九洲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协议。可以说,近年来,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在我国取得了初步发展,试点成效较为显...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政府与市场协同共建生态补偿机制路径探究

引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指出: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不仅能筹集生态补偿资金,还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优化生态资源利用。在发展生态经济的同时,促进生态补偿区人民就业和收入增长。但是生态补偿市场化机制的完善,必须发挥好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效应,让生态补偿市场化真正运转起来。一、生态补偿市场化要发挥好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效应我国生态补偿机制以前以政府补偿为主,市场补偿为辅。政府部门通过财政资金筹集生态补偿资金,推动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耕还草,进行水土保持,防止生态破坏,加强清洁水资源保护和大气质量治理等。应当说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里程碑,推动生态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但是传统上以政府财政资金作为主要来源的生态补偿机制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态补偿需要。在新时代,生态补偿范围扩大,生态补偿标准要提高,生态环境要治理和修复,生态补偿区域也要进行人民增收,完成新时代精准脱贫和持续脱贫的重任,迫...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水利规划与设计》2019年10期
水利规划与设计

水源地水生态补偿研究

水源地水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水源地保护的经济手段,目的是协调水源地保护方和受益方利益冲突,调动水源地生态建设者与保护者的积极性。我国对水源地水生态补偿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随着我国对水环境、水生态研究的深入,对水生态补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对此类研究逐渐由政策性的定性研究转入定量研究,研究成果已在部分地区指导实践工作,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从国内的探索和实践来看,福建省的生态补偿机制充分发挥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主导作用,体现了下游经济发达地区和上游经济落后地区的统筹协调;浙江省自下而上的探索充分体现了“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并从生态保护成本的补偿拓展到对经济发展权的补偿,体现了比较全面的补偿思路;云南盈江县水电站与村寨的协议和广东省对东江源地区的生态补偿体现了谈判协商达成生态补偿协议的途径。这些做法对于建立水源地水生态补偿机制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文章结合黑泉水库实际,论证了实施生态补偿的可行性,并构建了生态补偿总体框架。...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06期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生态补偿40年:政策演进与理论逻辑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生态补偿经历了其作为环境保护附属政策的初设阶段、从环境保护政策中分离出来的形成阶段,以及由分项政策和综合政策组合的完善阶段。在理论层面,中国生态补偿40年是以生态环境的两个外部性问题为主线,以生态环境保护对象的产权界定、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界定,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主体和生态环境保护对象之间的产权保护关系为核心内容展开。回顾其演进历史,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的初始阶段以生态环境价值的负外部性治理为主要目标,生态环境价值的正外部性内部化要求居于附属地位。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过程中,国家以资源环境为巨大代价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物质资本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自然资本的超速减少,自然资本的减少一度已经触摸到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底线,这使中国物质资本的增长形成瓶颈,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以保护和增加自然资本为目标的生态补偿进入了新的发展历程。本文以正外部性内部化理论和产权理论为依据,通过对中央政府有关生态补偿法律法规...  (本文共12页) 阅读全文>>

《法制与社会》2019年01期
法制与社会

生态补偿中政府与市场有效融合的规范路径

《生态补偿条例》自2010年列入立法计划至今并无实质性进展,2016年国家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中提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要求,然而实践中,生态补偿主要依靠政府的发起与资金投入,社会参与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落实,根本问题在于一方面缺乏政府与市场相互作用的正确认识与二者相互组合的把握,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生态补偿不能有效的与其他相关制度进行衔接。有些学者提出生态补偿应是一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的补偿,是一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在财政方面的民事给付。本文认为过于强调权威性命令性的政府性补偿方式,没有充分挖掘市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没有进一步解释市场与政府在生态补偿的关系,对生态补偿的立法目的与基本原则的认识不清,使得生态补偿的立法工作面临重重困难,近年来并没有实质性进展。一、政府型生态补偿的缺陷事权和财权不相匹配是政府型生态补偿的突出问题。生态补偿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以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主,地方政府拥有所有者的权益,享...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