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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根据地 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初步解决了陕北根据地当时面临的各种困难,挽救了陕北根据地,纠正了错误的“肃反”。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苏区后,那些在鄂豫皖苏区随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的人,与陕甘苏区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结合,把张国焘编写的《肃反》小册子拿来照搬照抄。陕甘晋省委成立后,实行肃反,中共中央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下令停止肃反,并派王首道、贾拓夫等去瓦窑堡释放被关押的刘志丹等人。中央还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肃反扩大化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晋省委把刘志丹等一批领导干部释放出狱,予以平反,恢复其工作,从而稳定了干部队伍,加强了内部团结,挽救了陕甘苏区的危机,为党中央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  加强了对陕北根据地的领导。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宣告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陕西日报2006-09-06
《长春大学学报》2004年05期
长春大学学报

毛泽东与陕北大本营奠基

毛泽东在陕北大本营奠基中的贡献,是他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实践中的一个侧面和片段,然而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1 毛泽东决定把陕北作为革命的大本营1935年9月19日,毛泽东在哈达铺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陕北红军活动的消息。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他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1]于是毛泽东在榜罗镇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去陕北,以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本大营。党中央、毛泽东之所以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大本营放在陕北,这是因为,陕北是红军多年活动的根据地,有蓬勃开展的农民斗争和游击活动,同时又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之下,人民群众要求抗日,因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陕北是国民党地方军阀统治地区,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战斗力也较弱,并远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因而是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南京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4期
南京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论“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思想的形成

1935年 9月下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长征途中 ,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 ,“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 ,从而为红军长征找到了一个良好的落脚点和革命的出发点。本文试图将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作一探讨 ,供大家参考。一进入甘肃以前 ,党中央在制定川陕甘战略计划时 ,开始将陕甘苏区作为整个战略的组成部分来看待。1 935年 1月 ,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开始了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会后 ,中央红军回师遵义 ,四渡赤水 ,巧渡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 ,翻越夹金山 ,6月 ,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一、四方面军会师时 ,正是日本侵略中国日益严重 ,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时刻 ,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 ,6月 1 5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 ,重申了我党在《为中国工农红军...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歌曲》2018年01期
歌曲

红色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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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出处: 《歌曲》2018年01期
《党史文苑》2016年22期
党史文苑

试论赣北岷山根据地与湘鄂赣根据地的关系

赣北岷山根据地是指以赣北九江、德安、瑞昌三县交界处的岷山为中心,横跨德安、九江、瑞昌、星子和永修五县广大地区的革命区域[1]p1。它是我党领导赣北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战略据点。湘鄂赣根据地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从湘鄂赣走出的红十八师成为红二方面军的重要力量,由湘鄂赣子弟组成的第四、第五纵队是红四方面军劲旅红十五军的主体,在这里坚持了三年游击战的红十六师,又是新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赣北岷山根据地坚持斗争达12年之久,为护卫和壮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一、赣北红军游击队主力先后去阳新,壮大湘鄂赣红军的力量1930年上半年,为了实施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战略,中央多次命令活动于鄂东南和赣北的红军迅速与中央主力红军合并。1930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强调:“第八军应从速成立军,将赣北红军编入”[1]p231。6月10日,中央军委长江办...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史志学刊》2016年06期
史志学刊

晋冀鲁豫根据地村公安员研究

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实质上都是中国现代化总进程中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特殊形式”[1](P257)。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晋冀鲁豫根据地成功地进行了一场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革命,与此同步,中共亦对根据地进行了初步的现代化建设,这些努力改变了根据地区域的社会形态,即由传统社会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和潮流,促进了根据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升了中共和根据地的力量,保障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共在根据地乡村地区进行的上述社会改革和建设,需要一个有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当时是一个战乱纷呈、社会相对失序的年代,为了在战乱的环境下有效地控制社会秩序,中共在根据地农村地区创建了公安员这一治安组织,该组织创建后有效地完成了其担负的历史使命,即实现根据地广大农村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保障根据地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顺利进行。相对于公安员上述重要作用而言,学界目前还缺乏该方面的相关研究,有鉴于此,...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7年01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华中根据地妇女的劳动习惯与家庭地位

一、华中根据地妇女的劳动参与程度近年来,关于根据地妇女解放与家庭关系,学术界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关于妇女的劳动习惯与社会地位的关系,尚无专门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在传统社会,妇女经济不独立是其地位较低的重要原因。而妇女解放的途径就在于多参加生产劳动,获得经济独立。如郑立柱认为:“妇女们参加生产,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使她们经济上获得独立,摆脱了对丈夫的经济依附[1]。”张志永、延凤宇认为:“妇女参加劳动后,提高了经济自立能力,减轻了家庭经济困难,在妇女解放与家庭利益之间寻觅到了最大共同点,自然密切了农民的家庭关系[2]。”笔者通过对史料的阅读发现,华中根据地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妇女参与劳动的程度相当高,这是不是意味着她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家庭地位呢?或者说,参加生产劳动能否根本上实现妇女解放?事实上,她们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与其家庭地位并不相称。华北和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田间劳动的参与程度较低,因此对男子依赖性较强。白茜在《陕甘宁边区...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