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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将在深圳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

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深圳国际仲裁院成立35周年,昨天,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与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以《纽约公约》60周年与“一带一路”为主题举办研讨会,共商共建共享国际经贸新秩序和新规则,回顾和展望深圳经济特区国际仲裁创新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与会代表希望,深圳经济特区国际仲裁要抓住“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坚持创新驱动,对标全球一流,为中国仲裁的进一步国际化探索道路、积累经验,为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提供深圳实践。$$深圳首开《纽约公约》境外执行先例$$《纽约公约》全称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是1958年在联合国会议上签署的关于外国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问题的国际公约,公约的签署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在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上的统一,使得合法有效的仲裁裁决能够在世界上得到普遍的承认与执行。$$1987年《纽约公约》对中国生效。1989年,深圳国际仲裁院(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克拉玛依学刊》2019年04期
克拉玛依学刊

未生效条约在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中的法律适用

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日益频繁,跨国贸易合作和发展迎来新的机遇,与此同时跨国商事纠纷也日益增加,跨国商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已然成为各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就目前来看,国际商事仲裁和涉外商事诉讼是解决跨国商事纠纷的基本手段。为更加便捷高效地解决跨国商事纠纷,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于是出现了国际商事法庭,它既吸收国际商事仲裁的优势又结合传统的涉外商事诉讼机制,是在二者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和创新的产物。借鉴伦敦商事法庭的成功经验,一些国家结合本国或本区域的经济情况设立了国际商事法庭,以增强本国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譬如2011年阿联酋设立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2015年新加坡设立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2018年中国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还有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家也在酝酿中的涉外商事法庭改革。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在受案范围、法律适用等方面有着国际性特征。其中受案范围包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各国商事主体自愿选择国际商事法庭管辖的民商事争端等...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9年08期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研究——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持续健康发展,《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的签订为双方经贸往来及争端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时间较短,相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争端解决机制,其发展尚不够成熟,《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的不足也开始体现,形成健全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对现行的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完善优化,可为构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提供参考,从而摆脱以发达国家主导的旧经济秩序,推动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形成。一、现有争端解决机制评析(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在以下几方面需要完善:第一,适用范围的主体具有局限性。《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规定争端机制的主体只能是协议缔约国,而将企业和个人排除在了争端机制的主体范围之外。如果这些主体在进行经贸往来和国际投资时遇到纠纷...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2018年01期
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

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紧跟建立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潮流,于2018年6月底建立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规定了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制度。协议管辖须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实际联系原则,标的额须在人民币3亿元以上,且当事人须选择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国际商事法庭委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或者国际商事调解机构调解,应遵循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幸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遨调解的规定》。对于国际商事法庭所选定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所仲裁的案件,当事人可以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保全、撤销以及执行仲裁裁决。在级别管辖上,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不能上诉,采取一审终审制。本文建议放开协议管辖制度的实际联系原则和争议标的额的限制,且允许当事人选择国际商事法庭管辖。随着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商事纠纷不可避免地产生且与日俱增。①为了争夺国际商事纠纷这块“大蛋糕”,提升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市场的司法竞争力...  (本文共13页) 阅读全文>>

《国际法研究》2018年06期
国际法研究

独特的德国国际商事法庭模式——解析《联邦德国引入国际商事法庭立法草案》

一德国引入国际商事法庭的背景与目的为了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增长的国际商事纠纷,多国近期都相继建立国际商事法庭。譬如,阿联酋2004年设立了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新加坡2015年设立了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哈萨克斯坦、荷兰、比利时、法国等国也陆续通过修改立法设立或正在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6月29日分别在深圳、西安挂牌成立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并从2018年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国际商事法庭若干规定》),从而也加入了国际商事法庭的“大家庭”。(1)2018年4月18日,德国联邦众议院公布了一份由联邦参议院提交的《引入国际商事法庭的立法草案》(以下简称《立法草案》)。(2)核心内容是授权州政府在州中级法院设立国际商事法庭*(1)(2)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欧洲联盟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张勇健:《国际商事法庭的机制创...  (本文共13页) 阅读全文>>

《法商研究》2019年01期
法商研究

论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兼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配置

一、引言随着跨国经贸活动的日益频繁和国际商事纠纷的日趋增多,跨国商事纠纷的有效解决就成为各国司法制度改革发展与合作竞争的重要内容。国际商事仲裁与涉外商事诉讼历来是解决跨国商事纠纷的基本法律手段。为有效促进跨国商事纠纷低成本的便利化解决,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改进和完善跨国商事纠纷的解决机制。鉴于“自治和民间”的固有属性,作为商人习惯产物的国际商事仲裁难以在较短时期内作出较大的调整和改变。而作为最常规、最规范、形式效力最明显的纠纷解决手段,诉讼在本质上具有司法机关垄断强制解决社会冲突的国家权力特征。(1)因此,为适应跨国商事纠纷解决全球化服务的竞争需求,主权国家可以在吸收国际商事仲裁优势的基础上,对传统的涉外商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与时俱进的变革与创新。一般认为,1895年设立的英国伦敦商事法庭(2017年更名为英格兰及威尔士商事与财产法庭)是最早尝试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国内司法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伦敦商事法庭审理的80%案件中至少...  (本文共14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