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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妥协退让的对日政策,但由于日军侵略步步加深,又不得不做防御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团结报2000-12-26
上海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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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民主人士黎照寰研究

黎照寰是近代中国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其人生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相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常务次长、交通大学校长、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会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长、新中国上海市人民政协副主席,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位值得纪念与研究的风云人物。黎照寰的一生历经坎坷,精彩纷呈。他早年接触进步思想,在清政府无故取消其留学资格后,与之坚决斗争,此后远渡重洋,参加革命;他曾撰写《中山先生之革命政策》、《中国国民党政策》等书籍,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曾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任职,但无意发展仕途,转而投身教育事业;他在担任交通大学校长期间兼容并包,锐意改革,一手开创了建国前交通大学的“黄金时期”;时代精英特有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参与了当时社会的多个重要团体组织,在近代中国的对外交流、社会服务、宗教慈善等方面都有所作为;晚年的黎照寰选择留在新中国,通过在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努力实现其爱国理想;他的人生...  (本文共283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西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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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抗战时期中德关系研究

单独抗战时期的中德关系是中国抗战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此期中德关系的系统考察,初步理清中德关系发生的历史背景,两国关系的主要内容及其内涵,进而对中德关系作出评价。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德外交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有效的支持了抗日战争,推动对英美外交的展开,沟通了中德两国的友好交往,值得中肯。全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系统分析了中德关系发生的历史背景,正是从晚清民国以降,两国关系的初步发展,形成中德合作的最初范式,至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在两国各有所求的背景下,合作的范围、层次都向纵深发展。第二、三部分,对单独抗战时期的中德关系分为局部抗战阶段和全面抗战阶段分别予以论述,认为局部抗日战争阶段是两国关系的快速发展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出于国防战备的需要,试图以德国模式改造中国军队,建立现代国防,并大量引进德国军火装备以维系抗战之需;德国魏玛政府时代加速工业出口以获取超额经济利益,至希特勒时代以经济战略和资源战略并重,推行远东平衡外交政策。...  (本文共76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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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秀实与中日战争时代的东亚

尾崎秀实(1901~1944)是近代东亚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从事革命的情报活动传奇经历和在中国研究领域先驱性的贡献一直以来都得到高度的评价。但是,他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的多彩的言论活动并没得到充分的清理,他参与佐尔格谍报团的谍报活动过程中所具有的对东亚时局的认识,他个人的思想发展与他参与日本政府的“新体制”活动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的分析。本论文以尾崎在1930年代中叶到1941年被捕为止发表的大量著作和评论为主要文献,并以同时代的其他思想著作与时事评论相参照,分析尾崎秀实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以及对东亚时局变化的把握,并分析他参加“新体制”运动,赞成亚细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动因。导论部分对战后以来尾崎秀实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课题。第一章围绕尾崎秀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论的思想史背景进行讨论。重点分析了以往不受重视的尾崎与魏特夫及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间的深刻联系,并通过与中西功的中国社会论的对比,明确了尾崎...  (本文共211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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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外交研究

中国民间外交源自于近代国民思想的兴起与民族国家观念的更新,既是“外邦逼之、异种残之”的产物,又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它伴随着西方人民主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于清末输入中国,至今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间外交以其灵活多样的形式和独特的风格,发挥着政府外交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清末到民初,我国民间外交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外交受挫,促进了民间外交的复兴,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民间外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悬殊,迫使中国政府必须积极争取外国的同情与援助。国际形势的恶化以及国民政府官方外交的困难重重,使得民间外交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外交形式,促使了抗战时期民间外交高潮的到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支持,我国各界纷纷开展灵活多样的民间外交活动。中国的抗日外交呈现出举国一致、官民互动、相辅相成之局面,全国各界...  (本文共202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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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应对民众抗日舆论之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众间爆发了一场与政府主张向左且声势浩大的抗日舆论,其呼吁政府强硬对日的诉求给原本处于日本武力压迫下且尚感应变吃力的国民政府增添了额外的“内忧”。由于民众激进的抗日诉求与政府镇静忍耐的因应方针相抵触,因而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与操作中,现实利害仍然是国民政府考虑中日和战的关键因素,而非其他。这就决定了国民政府的舆论对策会有它的原则性与底线。但基于“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需要,国民政府又必须对舆情做出带有一定善意的回应,以便双方能就对日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从而一致对外,因此国民政府的舆论对策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弹性。从已有的史料来看,九一八事变后当局与民众的抗日意愿并无二至,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之所以出现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双方所处立场不同,于国力不竞之时而处强敌压境之际,国民政府所站的高度与考虑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远非一般民众所能企及。然而抗日是全民族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因此国民政府须对事变后的抗日舆论有所作为,以应对随时可能爆...  (本文共65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