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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新诗:走出语言的迷宫

新诗的语言自觉,是新诗进步的基础,但如果把诗歌问题仅仅归结为语言问题,则不免把问题绝对化、简单化。目前大量的诗篇都存在着语言游戏化倾向,在晦涩难懂中自鸣得意,自恃清高,其诗意诗性成分越来越“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我们经常在《读书》、《诗探索》这样权威性的刊物中看到的那些诗歌解析文章,其复杂艰涩不亚于被解析的诗作本身,致使新诗的阅读成为异常艰难的过程。如果生活中的诗意诗性不再能够被简捷、纯朴地传达,如果生命的苦痛和欢乐不再能被直觉地感动,如果诗中不再有诗人的人格魅力和思想的光辉,如果诗歌永远只能堆积着一座座语言的积木,我们还能期待诗歌什么呢?对于那些自命为寻找到诗歌真谛的诗人们,闻一多在新诗发展初期所说的一番话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他说:“什么是诗呢?我们谁能大胆地说出什么是诗呢?我们谁能大胆地决定什么是诗呢?有多少人是曾经对于诗发表过意见,但那意见不一定合理的,不一定是真理;那是一种个人的偏见。”(闻一多:《诗与批评》)把语言当作诗...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文艺报2004-12-07
《诗探索》2004年Z2期
诗探索

21世纪的新诗:走出语言的迷宫

“诗到语言为止”,这是当代诗坛和理论界最为流行的观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渐渐成为诗人们的共识。回归汉语诗歌的语言本体性,强调汉语的诗性功能,从而消解政治权威和历史宏大叙事对新诗的侵凌和异化,成为诗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写作策略。它对于新诗的建设和发展无疑是正确和有益的。同时这种观念在西方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理论中获得强大的理论支援,因此,仿佛是自明的公理,不容商榷。然而,在我看来,目前诗坛的进步在此,缺陷也在此。新诗的语言自觉,是新诗进步的基础,但如果把诗歌问题仅仅归结为语言问题,则不免把问题绝对化、简单化。目前大量的诗篇都存在着语言游戏化倾向,在晦涩难懂中自鸣得意,自视清高,其诗意诗性成分越来越“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我们经常在《读书》、《诗探索》这样权威性的读物中看到的那些诗歌解析文章,其复杂艰涩不亚于被解析的诗作本身,致使新诗的阅读成为异常艰难的过程。如果生活中的诗意诗性不再能够被简捷、纯朴地传达,如果生命的苦痛和欢乐不再能...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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