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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造伪应该揭露

《中华读书报》7月27日《国学》版方彦寿先生的《〈游云谷诗卷〉是朱熹真迹吗?》,是近时难得一见的好文章!方先生以十分充足的理由,说明了拍卖场上出现的所谓朱熹《游云谷诗卷》是十足的赝品。其实,仅仅只举出该卷署名“考亭熹”三字,就足以断定它是伪物了。方先生已经指出,“考亭”作为朱熹的称号,全部来自他的门人或后学,无一条是其本人自称。朱熹定居建阳,建考亭沧洲精舍,是在绍熙二年(1191)四月之后,怎么可能距此26年之前的乾道元年(1165)夏四月,就自称“考亭熹”呢?$$   我还可以作点小小的补充。明清之际的周亮工(1612—1672),在其《闽小纪》卷二有《考亭》一则中指出,“考亭”意为“望考”(“考”就是亡父),以他人之亡父称朱熹,实为荒谬。而且,朱熹生前,从无以“考亭”称之者。对此,方文也已指出。我在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基本古籍库》上查找到了约5000条目,也可以...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炎黄纵横》2018年10期
炎黄纵横

刘清四:朱熹的贤内助

朱熹的学说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康熙大帝称他“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所谓“家孔孟而户程朱”,说明朱熹思想在国人心中的重要地位。朱熹能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主要是其自身天资聪颖、好学勤奋、克己复礼。此外,一个因素是他有个博学多才的岳父和知书达理的贤妻。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熹父亲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在其舍旁筑室,曰紫阳楼,安置朱熹一家。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师承儒学大家罗从彦的刘勉之看到弟子朱熹聪明过人,十分笃学,便于绍兴十八年正月将女儿刘清四许配与他。新婚蜜月刚过,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应试,...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中国文化论衡》2019年01期
中国文化论衡

正心以立公私——朱熹政治文化思想的工夫论诠释

朱熹所论“道统”直接关联着以“纲纪”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秩序。《仪礼经传通解·内治》引用了《礼记·哀公问》里的一段文本,哀公问“为政”,孔子对答:“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夫妇、父子、君臣代表着政治的“纲纪”,尤其对君王来说,夫妇、父子关系都囊括在与君臣并列的“公共领域”之内,【注文1】而君王的夫妻关系与士大夫的有所区别。君王作为百姓的表率,以身作则,又当以履行夫妇之道为先,这反过来又似乎表明了君王与士庶的夫妇之道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个问题上,朱熹的确存在模糊的表述,比如,一方面讲君王的宫位与士大夫之家都有内外之分,同须遵守“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礼法规范;【注文2】另一方面,他的确注意到二者的差异,并在事实上的“公私”划分中贯彻了这种差异。当谈论“纲纪”的问题时,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朱熹这种“公私领域”的概念。一 正心以立纲纪朱熹直接谈及“公私”之分的观点,散见于《文集》第十一...  (本文共14页) 阅读全文>>

《宜春学院学报》2019年01期
宜春学院学报

朱熹的书法义理观与书法艺术创作刍议

当代书坛在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市场经济的影响,书法创作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是也出现了两种主要弊端:一是受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不注重传统基本功的锤炼,随意发挥,写出了非字非画的“江湖书法”,给外行人特别是青少年以书法就是画字的误导;二是唯传统是尊,不思进取,缺乏创新。前者任意改变传统,后者不能走出传统,而真正的书法艺术需要从传统中创出新意。本文梳理朱熹的书法义理观和书法艺术成就,以求对当代书坛的创作理念有所影响。一、朱熹的书法艺术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朱熹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其实也是书法家和诗人。朱熹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穷其毕生心血,阐发圣贤之学,研究理学,同时,朱熹也有浓厚的书法爱好。朱熹长于金石文字,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研习书法,传承有序,个性突出,新意时出,被誉为南...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9年01期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论朱熹“理”学思想的历史缘起

朱熹(1130—1200)重视文本,也重视与历史的结合;重视历史,也重视文本的证据。因此,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是朱熹的立学本意。正如钱穆所说:“故知为学必务本原,必通大体。若仅以校勘为校勘,考据为考据,而谓朱子亦复从事于此矣,则既非朱子重视校勘考据之本意,亦非余草此文之用心所在也。”[1]233-234因此,在朱熹思想研究中将文本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相结合,才可能最大程度缩减对朱熹“理”思想理解的偏见和误解。朱熹思想义理研究中的“历史取向”,或朱熹历史研究“义理取向”,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所谓“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2]3319注重朱熹思想研究中的历史面相,是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问题。正如钱穆所说:“讲明理学,吃紧为人,是其根本。言教言治,及其末梢。然若截去末梢,徒存根本,则非朱子之意。”[1]101在这一思路下,研究朱熹“理”思想形成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一、宋高宗施政方针的“委曲求全...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保密工作》2019年01期
保密工作

朱熹的保密观

“古之名将能立功名者,皆是谨重周密,乃能有成。”南宋朱熹(1130—1200年),要低调、敬业、严谨、谨慎,治通鉴》是当时的一部大书,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被誉为和保密的价值倾向与要求一致,受到广泛赞誉。但朱熹在与弟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其“致只是没有说出“保密”这个词。子谈话中认为:“温公(司马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从朱熹自身做人上也可以光)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受到世界范围的重视和研究。获得印证。据李性传《饶州刊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朱熹并未专门探讨过保密,仅朱子语续录后序》记载:“先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在讨论其他问题的时候,顺带生(朱熹)又有别录十卷,所读着都无血脉意思,如何存之,涉及,但内容精彩,对认识、谭者炎、兴以来大事,为其多却别做论说以断之?”这段话理解中国保密史颇有价值。省中语,未敢传,而卯火亡之,主要批评《资治通鉴》的编纂首先,朱熹是赞成保密的。今所存者幸亦一二焉。”这里体例不当,认为修史不应以自在...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