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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1840-1949)

鸦片战争以后,循道公会、内地会等基督教组织,在滇黔川边广泛传播。其中循道公会的信徒达6万之众,其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的宗教、教育中心被称为“苗族文化复兴的圣地”、“海外天国”。本命题长期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有大量成果问世。但这些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国外研究往往不能正确看待殖民侵略大背景及其影响;国内研究曾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在史料方面与国外文献脱节。在选题人的导师胡绍华教授指导下,在笔者前期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其意义在于:如实恢复这段原本在国内已经残缺的历史。对这场各族群众的基督教运动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评价。总结“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办学经验与得失,为推行科教兴国战略提供借鉴。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在广泛占有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复原历史原型,填补史实。从整体与全时段的高度,突破以往有些成果的地域局限性。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多种学科方法,评判历史,探索规律。本课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基督教传播的  (本文共279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2期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基督教滇黔川边传教士的民族及阶级归属

一、基督教在滇黔川边的传播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而在我国,基督教通常专指基督教新教,又称耶稣教。早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已经传入川南、滇东北,在彝族、苗族、汉族中建立了小规模的教会组织。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洞开了基督教向我国西南传播的大门。天主教教会趁势大力扩张,在滇东北的盐津县设立主教公署,利用清政府的赔款,派来大批神职人员,力图扩展教会,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由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民族等多种因素造成。首先,滇黔川边的苗族、彝族、汉族广大群众,深受各种剥削和压迫,背负沉重的苦难,既盼望人生彼岸的解脱,更需要人生此岸的解脱。但是,天主教教义、教规所包含的平等意识、人文关怀,比基督教新教差之甚远,对下层劳苦民众缺乏吸引力。其次,天主教虽然有先入为主的优势,但是曾被清王朝严加取缔,长期处于不合法的地下状态,直到鸦片战争后方得解禁。而一些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徒,在当地为非作歹,引起民众群起而反对。如近代滇东北的昭...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04期
贵州社会科学

黔滇川边区苗族信仰基督教试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已伸延到我国长江上游,妄图控制整个西南地区。作为这种侵略计划的第一步,他们在滇、黔、川地区以传教为掩护,收集该地区的经济情报,调查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以及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拍摄和绘制该地区的地形、关隘等,为进一步扩大其侵略提供资料和策略上的依据。十九世纪末,英国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派遣牧师索仁里、柏格里等到云南昭通,建立英国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办事处,在昆明至川南沪州一带长约一千三百余里、宽约三百余里的广大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二十世纪初,柏格里深入到偏僻的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建堂传教,开始以黔西北、滇东北及川南地区的苗、彝等少数民族为其主要活动对象,西南教区办事处实际上亦迁至石门坎。西南教区辖石川、井宁、昭通、东川和昆明五个分教区,其中以石门坎为中心的石川分教区辖境最大,拥有教徒最多。至本世纪四十年代,石川分教区已领有教堂五十余所,教徒近五万人①。而该分教区所属的石门坎分教联区,就领...  (本文共10页) 阅读全文>>

《思想战线》2014年05期
思想战线

近代基督教循道公会在石川教区的传教活动

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循道公会在西南地区的传教活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883年至1904年,创建昭通教会,主要在城镇的汉族地区传教;1905年至1915年,开拓石门坎,形成石门坎联区,转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教;1916年至20世纪40年代,扩大传教范围,发展到滇川黔边整个苗区,建立石川教区。1883年,循道公会进入云南,在昭通、昆明等地活动,至1904年石门坎苗族到昭通求教为第一个阶段。1887年,该教会派遣塞缪尔·柏格理(Samuel Pollard)和弗兰克·邰慕廉(Frank Dy-mond)到昭通。柏格理曾在昆明工作了两年,毫无效果。1892年,传教团移住昭通。但昭通初期信教的人较少,1900年以前,教会仅有教徒30名。1施医药和办学校是他们辅助传教的主要方法。19世纪末的昭通城,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又缺医少药。传教士用他们带来的少量药物,医治周围群众的常见病,抢救用鸦片自杀的人,为传教士树立了良好形象,并得到了当...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07期
贵州民族研究

基督教在黔西北苗彝地区传播的族群性基础

基督教在黔西北的传播始于20世纪初,对黔西北社会带来深远影响。黔西北从地理位置来说是指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地区。从行政区域来说包括贵州省毕节市所辖地域和六盘水市的水城特区和六枝特区。黔西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有彝族、苗族、回族、白族、蒙古族、布依族、仡佬族等,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据《贵州省志·宗教志》(2007年版)清代以来主要教堂分布表统计,总计黔西北地区基督教教堂共375座,占全省教堂总数近70%。黔西北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宗教局宗教科负责人介绍,据2010年9月统计,威宁登记在册的基督教徒有58300人,受洗的有30000多人,教堂有99处,登记发证的有44处,分布于29个乡镇。其中内地会有33个教堂,循道公会有19个。威宁是基督教内地会和循道公会在黔西北的传教重地,在国内乃至国外都有影响。黔西北的内地会,从1899年在织金建立白马洞教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有50年的历史。它影响大,涉及范围广,主要分布在...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佛山基督教的历史、现状及展望

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传教之事从唐朝起就一直是一波三折。清政府也一直想禁止外国教士传教,但有画家身份的传教士却可以为皇帝画像。在嘉庆12年(1807年),英国伦敦传道会的马礼逊牧师以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从澳门来到广州进行了秘密的传教,这可能是广东省近代最早的传教时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开始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并允许在各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和学校等设施,于是欧美各国传教士大批地来到了广州。咸丰8年(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传教士便可自由进入内地传教,往来无阻,发展迅速。光绪26年(1900年)至民国15年(1926年),是基督教在岭南传教的发达时期。据民国3年(1914年)的统计,若以全省当时的面积和当时人口进行计算,平均90平方公里就有一所教堂,每578人中就有一位教徒。[1]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腹地,毗邻广州和港澳,在咸丰10年(1860年)基督教就合法地进入了佛山,距今已有15...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