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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对中国佛教现代化道路的抉择

为起中国佛教于衰颓,使能“应导现代人心正思”,民国太虚大师以“人生佛教”为旗帜,全面抉择佛教现代化改革道路。教典抉择。偏重理性的学者批评中国佛教为似教,《起信论》、《楞严经》为伪撰。太虚则认为:考证当服务于信仰,应由信而行来验证知;《起信》为“登地菩萨”所作,台、贤乃依佛说,不违“圣言量”。中国佛教直依根本智、宗在离言不思议法界,不为“依因明比量智解为宗”所限,故不能泥于印度所传“主智”之空、有二宗而予否认。教理抉择。太虚依缘起理判摄佛法,建立起人生佛教宗本“圆觉”的理论根据,故对依唯识理批判“真如缘起”者,巧为会合证成,并称“佛法是理性的宗教”。教制抉择。太虚以“僧”为佛法理性的制度体现,欲改革因家族化而窳败的中国僧制,故反对以居士僧团或锡兰僧制取代中国传统僧团。其教制改革思想应时屡变,然皆以人生佛教为本。净土抉择。鉴于近代净土信仰之偏狭消极,太虚以“唯识之净土”释往生之理;以“唯心净土”倡净化人间;因慈氏学理性、入世,普摄佛  (本文共141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03期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鸦片战争之前来华欧洲人对普陀山的描述

15-16世纪是人类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开启了人类的大航海时代。在东方有波澜壮阔的郑和下西洋,在西方则有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航海地理大发现。东西方的交往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陆上丝绸之路,一条新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被打通。普陀山作为唐宋时期“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对外交往的历史很发达,自然成为鸦片战争之前来华欧洲人进行活动的舞台,因而他们对普陀山的了解也就比较早。本文通过早期来华欧洲人对普陀山的记述,说明数百年前的普陀山不仅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还是一个对外文化和宗教交流的重要窗口。一、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中的普陀山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1759~1835),瑞典商人和历史学家。1759年3月23日,龙思泰诞生在瑞典南部的林科平(Linkoping)的一个贫民家庭。1797年,龙思泰受雇于瑞典东印度公司,于第二年乘商船远航中国。1813年该公司关闭广州商馆后,他移居澳门,创立贸易公司。1815...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年03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

佛教的社会史:评《中国佛教通史》(民国卷)

学科交融与跨学科研究是当下学界的一大热门,这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处于不同学科间的交叉之处,也意味着不同学科间研究方法和理论的互相借鉴。宗教社会史正是在这种学科交叉的基础上实现了宗教学与社会史的联姻。自上世纪以来,社会史已经逐步取代传统政治史的地位,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一样,社会史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是一种总体的综合的历史研究。[1]在这样一股大潮下,宗教史研究自然也摆脱不了社会史的影响。以往学者们研究宗教史,往往从宗教思想、宗教典籍、宗教人物、宗教派别、宗教改革等方面出发,通过宗教本身的研究来揭示宗教的历史变迁。而当下学者们在注重传统的宗教本身的研究以外,也开始注重对宗教进行社会解构,即通过分析宗教的社会文化背景、宗教生存的经济基础、宗教与政治之关系、宗教界的社会活动、宗教信仰群体,来揭示宗教的历史变迁,且这种研究趋势愈发明显。[2]社会史对宗教史研究的影响可谓是积极的,它使宗教史研究摆脱了就宗教论宗教的局限,...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04期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报

浅析中国佛教的慈善思想渊源

佛教在弘扬人生的精神解脱法门的同时,还担负着扶世助化、劝善化俗的宗教使命。为完成这一使命,佛教徒们在佛教慈善思想的指引下,创办了多种慈善事业[1](P1073),并在信众中产生宗教观念的约束力。对于佛教慈善思想的探讨,不仅可以揭示我国古代佛教创办慈善事业的思想动机,而且对于我国传统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美德的倡导也具有借鉴意义。目前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多从因果报应说加以阐述,而少有综合性研究。本文试从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佛教慈悲观念和佛教福田思想等三个方面加以论述。舛误之处,望方家指正。一、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说过:“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2](P787)他把佛教诠释为一种止恶扬善的宗教,认为善恶观可以涵盖佛教的全部教义。在印度佛教理论中,善恶观总是与业报轮回说①紧密相连的,个人的净染业力决定人生的轮回果报。净业即善业,染业即恶业,在因果律②的作用下就形成了善业善果、恶业恶果的善恶果报之说。作为佛...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2期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佛教戒律的转向及其现代意义

戒学为佛教戒定慧三学之首,在佛教中具有重要地位。与之相对应,戒律文献亦在整个佛教文献体系当中十分重要,戒律文献称为毗尼或毗尼藏,为三藏之一。《善见律毗婆沙》卷一曰:“毗尼藏者,是佛法寿命,毗尼若住,佛法亦然。”[1](674)戒律在佛教中有三重内涵:一为尸罗,即清凉之意;二谓毗尼,乃调伏之意;三曰波罗提木叉,乃解脱之意。表面上看,戒律尤其是戒条是一种针对佛教徒的行为规范,但是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其实为出生一切功德善法之根本。浅而言之,戒是人生伦理道德之规律,是人之所以为人之准则。深而言之,戒为塑造人格乃至圆满究竟,是佛之所以成佛之由路[2](185)。正是由于戒律内涵丰富,随着对其研究判释的不断深入,戒学的研究有了不同侧重。佛法东传以后,中国佛教学者对其研究不断深入,中国佛教戒律也发生了显著的转向,这种转向对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佛教戒律精神及其入华后的初步调适在佛教最初发展阶段,佛陀弟子以佛陀为师,随师修...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04期
云南社会科学

晚近基督教对中国佛教现代性形塑的影响——兼论“满足时代要求”是宗教的生命线

形塑佛教现代性在于使佛教适应现代社会,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具体而言,佛教须走向社会,具备公共性,参与公共事务,成为“建设社会的行动单元”;彻底摆脱“分利分子”“消极遁世”“迷信愚昧”等形象,通过积极适应、服务、建设社会,展现佛教的现实关怀。晚近时期,基督教的高度“现代性”与“公共性”满足了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需求,进而重塑了中国社会关于宗教的认知,催化中国信仰生态重构,同时又给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形塑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一、基督教促使中国宗教信仰生态重构晚近时期,基督教积极兴办教育及社会慈善事业,赢得了政府的支持和民众的拥护,进而影响了中国的观念领域及社会学科分类,影响了中国的宗教政策及精英人士。但是,基督教的“现代性”与“公共性”在近代中国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促使了中国宗教信仰生态的重构。(一)“宗教”与“迷信”的划分19世纪下半叶,西方基于基督教生活而抽象出的“宗教”(religion)概念传入中国。晚近中国精英广...  (本文共10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