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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对中国佛教现代化道路的抉择

为起中国佛教于衰颓,使能“应导现代人心正思”,民国太虚大师以“人生佛教”为旗帜,全面抉择佛教现代化改革道路。教典抉择。偏重理性的学者批评中国佛教为似教,《起信论》、《楞严经》为伪撰。太虚则认为:考证当服务于信仰,应由信而行来验证知;《起信》为“登地菩萨”所作,台、贤乃依佛说,不违“圣言量”。中国佛教直依根本智、宗在离言不思议法界,不为“依因明比量智解为宗”所限,故不能泥于印度所传“主智”之空、有二宗而予否认。教理抉择。太虚依缘起理判摄佛法,建立起人生佛教宗本“圆觉”的理论根据,故对依唯识理批判“真如缘起”者,巧为会合证成,并称“佛法是理性的宗教”。教制抉择。太虚以“僧”为佛法理性的制度体现,欲改革因家族化而窳败的中国僧制,故反对以居士僧团或锡兰僧制取代中国传统僧团。其教制改革思想应时屡变,然皆以人生佛教为本。净土抉择。鉴于近代净土信仰之偏狭消极,太虚以“唯识之净土”释往生之理;以“唯心净土”倡净化人间;因慈氏学理性、入世,普摄佛  (本文共141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法音》2015年09期
法音

抗战时期的太虚大师

中国近现代佛教运动倡导者、爱国高僧太虚运其海军陆战队,威胁天津、青岛、海州、上海以及大师出生于我们浙江海宁长安镇。他虽是方外之长江各都市,且强迫满人、蒙人为傀儡而诳言独人却是一生心系众生,尤其在外寇入侵、国家存亡立。十恶五逆,一时俱作,以残毁五族共和之中华的关头,他不遗余力地四处奔波,发通电、作演讲、民国。……可怜哉!日本以及朝鲜、台湾之民众,日著书立说,组织僧众团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本之军阀、政客,将迫之永归沦灭,何可不速起自动,甚至走出国门,呼吁全国、全世界的僧人及信救乎?……我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同胞其众一致起来反对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同时,他也速起!速起!速起!”太虚大师对日军的侵略行径进为了振兴中华佛教,努力创办佛学院培养僧才,改行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和谴责,号召全世界佛教徒革僧制,提倡人生佛教。起来反对侵略战争。1933年5月7日,他在广播电1928年5月3日,日军在济南掳掠屠杀中国台播讲“佛教与护国”。同时,又...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法音》2015年09期
《佛学研究》2008年00期
佛学研究

太虚大师唯识学思想探微

唯识学属于经院哲学的范畴,其理性思维和抽象性的特点,使人们总以为其与佛教具体修学实践及日常佛化的生活无甚密切关涉。但是,太虚大师对于唯识学在近代的弘扬,并成就其显学之位,居功甚伟,其关键点在于他之所以启绝学于再生,乃是为施悬壶以济世。帮助众生通过唯识学,认识到束缚众生解脱的最大之障碍在于心识的妄执,而妄执的根本,在唯识学中得到了透彻而深刻的剖析。因此,唯识学在太虚大师那里,成为其济世本怀的理性基础。 考察大乘唯识思想的源流,虽有由心所造、即心所现、因心所生、映心所显、随心所变等进人唯识理路的差别,也有逐渐引发、各别深人研究的次第。但瑜伽行派精巧博大、恢弘填密的唯识学体系,也是在上述思想的碰撞、磨合中走向成熟的。当然,唯识学以后所形成的学派分歧,也是因为后代唯识学派虽都在融贯上述五种唯识思想,但不无偏重的发挥,因此成为思想不同的学派。 当代佛学泰斗印顺导师在其名著《唯识学探源》中,对唯识思想有着深刻而精辟的论断:“有认识论上的唯识...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01期
世界宗教研究

纪念太虚大师圆寂60周年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2007年10月14日至15日,上海玉佛寺举行“佛教与现代化——纪念太虚大师圆寂60周年”研讨会,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科研机关的学者70余人出席了会议。研讨会收到论文57篇。与会学者就佛教现代化与太虚大师的贡献两方面内容作了深入的探讨。学者认为,佛教的现代化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社会实体之宗教形态的佛教面对现代社会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二是作为佛教之内涵的“佛法”如何在现代文化体系中善巧展开,佛教应该积极关注甚至参与社会生活,但又要和现实社会以及政治保持适当距离,所谓“不即不离,若即若离”。佛教现代化的原则是契理契机,既契合佛法的根本真理,又符合时代之机宜。佛法在任何时代展开,都必须对那个时代的“机”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把握。佛教作为建立在“觉性”基础上的“人本”宗教,正可将其宗教形式下内蕴的觉悟解脱之法明白地发扬出来。佛教的现代化不能只是注重物质化,关注人的精神问题,是佛教弘法的根本。佛法的根本是消除人的痛苦,给人以智慧。佛教只有现代化...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1期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太虚大师对痛苦的体验和超越

太虚大师从佛法中探讨人类苦难解决方案的同时,既完成了对自己人生苦难的超越,又促成了中国佛教契理契机的发展。一、对时代痛苦的体验就世界范围而言,20世纪前半叶可以说是理性张扬、科学进步、工业发展、社会财富得到大幅度增长的时期,也是自由、平等、民主、富强等观念深入人心的时期,人们普遍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尊重社会舆论所代表的公共意志。按理说,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人们应当享有较高的幸福感。但太虚大师敏锐地意识到,当时的人们仍然生活在痛苦之中,内心为各种苦恼所充满。他将自己体验到的现代痛苦归纳为以下数端。其一,“现实与人生丑恶无常”。人命危脆,朝不保夕,一息不继,便成来世,这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痛苦。即便在短暂的一生之中,人们不仅要遭受自然界的各种灾害,还要经历人世间无休止的冤仇斗争。太虚大师为此感叹不已,“以此脆弱无常之人生,周旋挣扎于是无量烦恼痛苦之中,将欲奋其智力改造救济,甫有途径,即复淹没消陨,而无一定之轨道可寻。...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08期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太虚大师论佛学与科学的关系

太虚大师所处的年代(1890-1947),正是现代科学开始显示其威力并且大规模传入中国的时期。他一方面坚持中国传统佛教本位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对以科学为代表的新社会潮流表现出了开放的态度与浓厚的兴趣。他对科学中的天文学、物理学、医学、心理学等,都有相当深入的把握,但他又始终没有离开他作为一个佛教信仰者的立场。在他看来,科学与佛学是统一的(都是对真理的追求),“故科学愈见精进,则佛学上愈为欢迎,此其大足为佛法初步之确证也明矣”[1](P.264)。但他也认为,不能因为二者有相似性,就忽视了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以及佛学对于科学的超越性:“但科学亦有一种执着牢固莫解,则执着此方法为求得真理之唯一方法,而不知法界实际,尚非此种科学方法之可通达也。”[1](P.262)由于科学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之一,中国的佛教研究界,很自然地将科学主义作为佛教现代化的一种途径。然而,任何的学术潮流都有其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佛学科学化的潮流...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