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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民法中的民事习惯与习惯法

在中国古代,受儒家理思想和宗族制度的影响,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国家和社会为基本对象进行设计的。在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法律框架和“礼”的精神影响下,国家与民间社会和谐共存。国家权力无意延伸到县以下的民间社会,将大量的民事司法裁判权让渡给民间,民间社会也因此发展出大量的民事习惯与习惯法。进入近代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无论是戊戌维新还是清末“新政”,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这些重大的社会改革和革命运动,都以西方社会和政治制度为追求目标。在具体的法律建设上,主要采取从两方移植法律和法律制度的方法。由于西方法律生成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文化条件与中国不同,被移植的法律在中国社会难以找到契合点,纸面上的法与生活中的“法”严重割裂。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近代法制必然遭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顽强抵制,难以为民众接受。如何将近代法律精神与中国固有的民事习惯相结合,不仅是民初法律人士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考察民初民法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  (本文共195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博览群书》2006年04期
博览群书

一部法律近代化研究的力作 读《民初民法中的民事习惯与习惯法》

民国初年(1912~1927)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时期,亦是中国法律向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中外研究中国法制史、社会史的学者对这一时期相当重视。而在中国近代法制史研究中,民法及习惯法研究都是其中的重要课题。然而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民初民法中民事习惯与习惯法的研究尚缺深入的专题研究,这与民事习惯与习惯法在民初司法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相匹配的。从这个角度讲,李卫东博士的《民初民法中的习惯与习惯法》为该领域的研究作出了不俗的贡献。从中国近代化的历程看,自1840年中国被迫向西方敞开国门后,西方的政治制度及法律制度逐渐被国人认识和接受。从晚清几次大的社会变革看,无论是康梁的变法、清政府的“新政”还是后来的辛亥革命,无不以西方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作为最终的追求目标,具体到法制层面上,表现为变革者对移植西方法律和制度的极大兴趣,《大清民律草案》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大清民律草案》拉开了中国民法近代化的序幕,不过,由于该...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民法典的活力之源

传统中国社会中一直没有成文的、专门的民法典。中国民法近代化的工程开始于清朝末年。根据当时的内外局势,清政府要迅速制定民法典,必须向外国学习。随之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学习、借鉴外国法律而成的新民律能不能做到“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修订法律大臣们提出,如果想要使制定出来的民法能够通行无碍,则必须尽可能详细地了解“人情风俗”。此后即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事习惯调查活动。为了全面深入地掌握人民生活中存在的民事习惯,当时的政府先后主持开展了数次民事习惯调查。但是,认识到了问题不等于解决了问题。民事习惯的重要性是否得到了充分肯定和体现,民事习惯与民事立法之间的关系如何,民事习惯调查对于民事立法是否产生过影响,民法典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民事习惯,写进民法典的习惯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有所应用,习惯对于民法典的发展变化过程是否有影响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本文以民事习惯、民事习惯调查和中国近代民...  (本文共179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山西大学
山西大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亲属问题解释例研究

解释例是拥有法律解释权限的专门机关针对法律适用的疑义进行解释的一项制度。本文以解释例为研究对象,将时间限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亲属领域为切入点,研究解释例的发展特点及规律,为当今的法律解释制度提供参照。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既然文章的研究对象是亲属领域的解释例,那么对“亲属”、“亲属法”、“亲属问题”以及“解释例”的概念必须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文章这部分内容中,笔者除了对上述概念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还具体阐述了解释例的作用与制度概况。第二部分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亲属问题解释例的内容做出了分析。这部分是文章的主体,也是研究结论得出的基础。笔者把辑录出的解释例按照《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的篇章体例进行了分类,之后按照分类情况对解释例内容进行了具体分析。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背景特殊,法律初建,政治斗争、战争频繁,经济发展不稳定,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笔者在对解释例内容进行分析时结合了当时的社会背景。第三部分...  (本文共58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山西大学
山西大学

民初大理院民法解释例研究

民国初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其间充斥着传统与近代、中国与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与暗合,法律与现实、司法与政治在紧张之中寻求着均衡。在法制方面,新旧法律的适用极易发生混乱,且新旧交替,颇生歧义;而当时的立法机关——国会亦不能正常运作,无法正常履行立法职权。为了统一指导司法,当时的最高司法机关——大理院适应时局需要承担起创制法律的责任,以判例、解释例的方式代行“立法”,弥补了当时的立法缺陷,在实践中发挥了调整器的作用。因此,大理院的解释例在近代法制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影响。大理院的解释例有其产生的历史必要性和可能性,也有其特定的运作方式,其内容和功能亦是非常丰富和有特色的。本文对民初民法的解释例进行解析,有利于我们研究在民法的近代化过程中解释例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能引发我们对当今司法解释工作的现状作一思考。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文首先对民初大理院民法解释例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对其性质进行定位,并考察了其运作方式及风格;...  (本文共65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法制与社会》2012年09期
法制与社会

民国北京政府惩治盗匪之司法实践——以大理院解释例、判例为中心

历史学家周谷城说:“近代中国几乎可以说成了一个盗匪世界。遍全国无一省没有盗匪的,一省之中,又无一县没有盗匪的;一县之中,又无一乡镇没有盗匪的。”民国初期匪患猖獗,以致当时的中华民国被称为“盗匪王国”。许多盗匪结成匪帮,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著名的有白朗、老狼人、樊忠秀等,其中制造了“临城劫车案”绑架洋人要挟政府的孙美瑶在当时更是无人不晓。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去治理盗匪。在立法上,除了援用清末法律审理盗匪案件外,北京政府认为“盗匪充斥、民不聊生,将欲除暴安良,非峻法不足以资惩”,于1914年12月27日颁布了惩治盗匪的刑事特别法规——《惩治盗匪法》,随后又公布了《惩治盗匪法施行法》、《盗匪案件适用法律划一办法》作为新法的施行细则,以统一法律适用。(下文所引惩治盗匪规定,皆出自上述法令,兹不再注明。)除了法律外,当时的司法机构审理案件的法律依据还包括判例、习惯和法理。其中,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通过发布解释例和判例对...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科学之友》2010年05期
科学之友

民初大理院民法解释例浅论

清末民初,西方法制被大规模引进,中国法律的转型进程由此开始。这使得当时的法制充斥着传统与近代、中国与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民国初年的国会因屡遭解散而无法正常履行立法职能。为了统一指导司法,最高司法机关大理院以判例、解释例的方式代行“立法”,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初期的解释例反映了当时法律生活的生动场景,材料保留也较为完整,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依然十分有限。目前,学术界尚无以解释例作为主要材料进行的研究。研究最为充分的是黄源盛先生,代表成果是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2000年编辑的《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1912-1928)》。引用少量解释例进行研究的有:2001年张生的《民国初期民法的近代化——以固有法与继受法的整合为中心》;2003年黄宗智的《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李卫东的博士学位论文《民法中的民事习惯与习惯法——观念、文本和实践》;2004年卢静仪的《民初立嗣问题的法律与裁判...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