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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研究(1931——1945)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真实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缉私进行了全面的系统考察,目的是揭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局限性。本文认为,战时走私不仅有助于日寇实现其“以战养战”之阴谋,而且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都给中国抗战带来巨大冲击,严重破坏了国统区的工农业经济,影响了国民政府财政税收,腐蚀了公务员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因此,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采取的缉私策略和措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认为,为应对战时日趋猖獗的走私活动,国民政府首先自上而下地整顿海关行政,逐步健全海关缉私组织机构,组建关警队,加强海关缉私队伍建设,以保证各海关的缉私工作顺利进行;国民政府从修订海关章程条例入手,重申海上缉私主权,废除了“会讯”制度,颁行《海关缉私条例》和设立海关罚则评议会,恢复了中国海关的缉私主权和走私违章处分的管辖权,扭转了在  (本文共198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学术界》2006年06期
学术界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署述论

一走私为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中“杀人不见血”的利器。〔1〕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以及国统区内部的走私活动十分猖獗,走私奸商大多以沦陷区为据点,向国统区走私日货和私运国统区的土货出口,走私的货物一般以天津青岛上海为中心,其主要集散地则为包头、开封、徐州、蚌埠、汉口、南昌、杭州、香港、广州、澳门、广州湾等。〔2〕特别是粤桂边境的钨砂桐油铜元等重要物资走私、河汛一带的粮食走私、西北的皮毛金银走私、闽浙的棉麻竹木走私皆盛极一时。〔3〕由于走私具有高度的隐蔽性,要精确估计其数量和规模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各方估计不一。根据林美莉的研究表明,走私货物1937年总值为15000余万元,1938年为2亿余元,1939年为31000余万元,1940年增至46000余万元。在1940年中期,广州湾一处每日私运日货40万,一年就是1.46亿。……到1941年底,全国走私最盛地方不下20余处,估计每地每日走私敌货入口及走私土货出口的价值共在120万元以上,...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7年04期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税警之组织流变探析

历代盐政要务之中,缉私与走私的明争暗战从未断绝。盐税为政府财政大宗,正派杂课,层累叠加,盐商专卖取利,分区定销,致使食盐价格高昂,私盐因之屡禁不绝。自清末开始,历任统治者都组织了一支专门负责缉私的队伍,分驻各盐场及运销区域。民国成立后,因缉私队伍中官办与商巡杂糅,性质不一、成绩不良,民国四年设立了缉私统部,以缉私统领统一管理,[1](P1436)此制一直延用至民国十六年。自清以来,历任统治者不可谓不重视缉私,但具体来看,缉务之流弊却多未能肃清,缉私效果亦差强人意,负责缉私的机构实际已成藏污纳垢之所,缉私队伍纪律废弛,积弊丛生,无可讳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百废待理,使其财政上面临着巨大压力,入不敷出的困境迫使其将整顿盐务提上日程。时任财政部长宋子文受命理财,着手整顿盐政缉务。1931年2月,宋子文向行政院呈请,认为“盐税之盈缩与缉私之良否有密切关系,故欲整顿盐税,首需整顿缉私”[2](P852),建议将盐警及缉私队伍改归盐务稽核...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