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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制权与公司绩效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分析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上市公司质量的逐步改善,公司控制权的作用逐渐凸现,通过合理配置控制权并促进控制权的流动,以提升公司绩效,正在成为理论界和公司实践中关注的中心问题。本文从公司控制的若干基本问题入手,研究了公司控制权的相关理论问题,并且从股东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公司控制权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探讨了公司控制理论的发展和演进,对公司控制权的内涵、控制权的实现方式和加强方式等进行了论述,并针对现有绝大部分文献中对控股的主观定义,重新界定了控股的概念,构建了公司控股权的定量分析方法,计算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权比例。根据这种方法,如果其它股东的持股比例足够分散,则拥有较小股份的股东也可能获得较高程度的控制。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有权和控制权也存在不对称性,本文计算了通过金字塔型结构进行控制的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鉴于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存在的普遍性,而现有文献对其研究较少的现状,本文对现有的控制权私有收益  (本文共179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基于不同上市方式的两类民营上市公司多元化价值研究

民营上市公司在我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上市公司能否健康发展,既关系到民营企业能否通过资本市场完成二次创业,也关系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是以股权分散为假设前提的,因此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成为其关注的重点。但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来说,在众多的利益相关方之间无疑存在着更为严重的代理成本。在我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由于缺乏制度支持、治理环境不完善等原因,借鉴英美经济发达国家为解决终极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分歧所建立的信息披露、证券交易等治理机制,运行效果并不理想。①在此背景下,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终极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分歧角度,来研究终极股东的多元化经营战略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自利性多元化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小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投资和破产政策的扭曲同时也损害了企业价值。本文从民营终极控股股东所受融资约束的角度并结合多元化...  (本文共209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超额控制权、投资者法律保护与企业绩效

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投资价值的源泉和中国经济运行中最具发展优势的群体,对中国资本市场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大多数中国上市公司都存在较为严重的终极控制人控制现象。据估计,90%左右的中国上市公司是由终极控制人控制的,并且其中绝大部分终极控制人通过金字塔结构掌握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通过选派董事掌握董事会超额控制权。终极控制人滥用超额控制权,通过资金占用、内幕交易等方式,侵害中小股东和企业利益的事件频频发生,给上市公司的持续成长带来了巨大挑战。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被摘牌、取得新股发行资格等,终极控制人也时常会利用其超额控制权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提供资金支持等,进而使中小股东和企业受益。在此背景下,中国不断完善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加大执法力度,进而提高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制约终极控制人的行为,保障投资者和企业的长远利益。然而,中国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总体较低,并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理解超额控制权对企...  (本文共242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国企高管创新协同激励论

作为国家创新的主力军,国企的创新效率仍然不及华为、中兴等民营企业。这与国企高管创新激励研究不够有关,即多从微观、中观或宏观的一个系统内各个因子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对高管创新协同激励因子的因素、层次、过程等协同机制进行系统的研究仍然不够。本文将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的理论相结合,在内生性、外生性、综合性三个视角上对治理机制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展开研究,进而分别从内部治理机制、外部环境机制和综合机制三个维度研究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配置的特性,提出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内外部环境的协同问题,研究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创新政策的分工、融合、互动、共赢的协同效应。在分析比较各种治理机制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基础上,不仅完善高管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协同创新关系,而且动态调整和优化组合治理机制,充分放大高管激励与公司治理、政府调控、市场机制的协同效应。优化各种治理机制之间的协同创新关系,拓展基于协同视角的高管创...  (本文共275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国有企业控制权的权能配置研究

在现有关于制度赖以存在的微观机制的研究中,企业控制权配置研究尚未引起学人的高度关注。本文首先沿着“技术”与“制度”这两根脉络,分别就企业性质、企业的一般模型和企业规模的动态调整及其边界的确定进行解析,认为企业是一个“技术”与“制度”的框架,具有“物质”与“社会”两重性;企业规模的动态调整及其边界的确定,是由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和资产互补性状况所决定的。国有企业具有一般企业的基本属性,在给定技术条件下,企业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制度安排。其次,本文在归纳现有企业控制权的各种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对现实中的企业控制权的多层次与结构化现象进行了剖析,认为企业控制权实际是为了满足控制、治理和经营管理企业的需要,对企业可支配资源和财产做出相应决策的权利。围绕这一研究主题,笔者认为不仅要从企业控制权的权利来源多样性、权利配置可分割性及权利状态依存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更要从权利功能与作用的视角对企业控制权展开探究。作为权利配置的核心,企业控制权...  (本文共182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最终控制人的所有权、控制权与公司绩效

1932年Berle和Means发表《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著作,指出美国大型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分离的,大型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管理层手中。这一著名论断引导了西方经济学家半个多世纪的公司治理研究主要是以这种美国式的“强管理者、弱股东”的分散所有权和控制权作为核心。直到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以La Porta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首次通过追溯层层所有权关系链对最终控制权问题进行研究,发现所有权和控制权集中才是全球企业的主导形态,并且为了大股东的利益,所有权和控制权可以分离。Claessens等(2000)、Faccio等(2002)研究发现,在欧洲及东亚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最终控制人,通过金字塔型、交叉持股或二元股份的所有权结构强化了最终控制人的控制权,使其控制权与所有权产生分离。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动摇了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Berle和Means研究方式,进而引导了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从公司的管理者转向拥有大量股份并掌...  (本文共70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