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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佛教史学探研(1900—1949)

中国有着悠久的佛教史学传统。但真正具有近代意义上的佛教史研究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当时的一流学者,如梁启超、胡适、汤用彤、陈寅恪、陈垣等,无不参与到佛教史的研究中来;加上吕澂、蒋维乔、黄忏华、李翊灼、妙舟、法尊等佛教界的僧俗学者,阵容更为庞大。他们把欧美的实证主义理论、语言学与文献学为主的历史学方法,和清代考据学传统结合起来,在佛教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基本上厘清了佛教初入华土至民国初年的流传概况,总结了其兴衰衍变的规律,揭示了佛教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佛教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进行了考辨,对历来暗昧不明的禅宗史和藏传佛教史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近代佛教史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史学和佛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与特点,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和学术史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但是,对于这一专题,尚无人从整体上进行梳理、总结和评价。本文试图以1900—1949年间的佛教史学作为研究对象,从史学史、学术史的角度,探索这一时期佛  (本文共333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3期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蒙古佛教史》的作者探蠡

《蒙古佛教史》,最初由藏文撰写,从其后记中可知此书完成于藏历第十四饶迥土兔年(1819年),藏文木刻本阴面左侧所标全称之缩写为“hor-chos-vbyung”,不久翻译成蒙古文;1894年,年轻的德国藏学家乔格·胡特(Georg Huth 1867-1906)将其翻译成德文;昭和十五年(1940年),日本学者桥本光宝将其翻译成日文,书名译为《蒙古喇嘛佛教史》。胡特和桥本光宝的译本均言《蒙古佛教史》的作者为晋美南喀(vjigs-med-nam-mkhav)。1990年陈庆英和乌力吉翻译成汉文,书名译成《蒙古佛教史》,作者为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1989年,藏文本由青海省民宗委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整理,1993年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名译为《蒙古佛教源流》,作者为久明柔白多杰(vjigs-med-rig-pavi-rdo-rje)。当代著名藏学家东噶·洛桑赤列先生所著《东噶藏学大辞典》中记载道,二世萨木察·晋美南喀是《蒙古佛教...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山东艺术》2017年01期
山东艺术

《山东书法全集·十·佛教刻经》 山东北朝佛教刻经概论(节选)

佛教刻经是我国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文化遗存,其价值与意义是多方面的。较早的刻经主要分布在河北邯郸周围与山东泰峄山区。前者以字数多、篇幅完整而名扬海内外,后者以规模大、气势宏伟而著称于世。被康有为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是目前国际上佛教文化、美术考古、书法艺术史等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徂徕山刻经一、佛教刻经的起源与发展(略)二、山东刻经的分布与概况山东北朝佛教刻经,集中地分布在泰山、峄山周围。泰山周围的刻经,一是分布在泰山前后,一是集中在东平湖周边沿岸。峄山周围的刻经,主要集中在山之前后。总的说,都分布在北朝时期的兖州境内。内容包括经文、偈语、佛名、经名、题名、题记、铭赞、颂文等。有的刻在碑上,但多数刻在山体摩崖上。(一)千佛山黄石崖经偈黄石崖在千佛山南约一公里处,古名历山。崖上现存佛教龛窟造像、偈文及造像题记若干,为山东地区较早的佛教摩崖造像经偈遗迹之一。偈文位于黄石崖最高处,魏书,十二行,行十二字不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山...  (本文共13页) 阅读全文>>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02期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佛教区域历史研究的新成果──评王荣国先生的《福建佛教史》

刘志伟先生在论及制度史的区域性研究时曾说:“中国实在太大了,以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除非有大师般的学识和眼光,否则很难作总体的把握,而将研究范围收缩到一个省区,就容易把握些,因为一个省区至少在地理条件、地方行政、经济状况和文化类型上,比全国有更多的一致性。其实,许多标谤为全国性的研究,也大都是以研究者所着眼的地区为中心,很少真正作全国性的把握。”(《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若要对时下冠以“中国”名号的佛教史著作把把脉,则刘先生的上述说法堪称是最好的诊断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谓深远矣,其区域性的变异也甚大,有所谓“作全国性的把握”者,倘能真正达到“宏观的理解”,未尝不是地方性研究的经典性范导。问题是许多中国佛教史大作,体系虽是大而全,但若欲深入追问下某个区域的详致情况,就不免有雾里看花或隔靴搔痒之感了。从区域历史视野来审视佛教在中国自身发展的轨迹,或许是一种更合理因而也是...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佛教文化》1996年04期
佛教文化

谁持金钥匙 重启佛教史

一个晨曦微露的早晨,宋太祖赵匡凰早早地就离丹了寝殿,来到书房之中,沐手焚香,认认真真地诵读起《金刚经》来—这部佛经,是他自己毕恭毕敬地书写下来的:他讨厌那种千篇一律的刻本“印刷体”,而宁愿一笔一划地亲自来恭录出这部著名佛经。晨起诵读手书的《金刚经》,这是他多年来生活规律了,满朝文臣武将,居然没有一个人知晓皇上的这个“秘密”。但今天却不幸被一个大臣撞见了。那位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奏事心切,闯入禁中,看见了皇上面前未及掖严实的《金刚经》,一时愕然:他从不知道皇上读佛经。君臣相视,不禁尴尬。一代开国皇帝气度,令宋太祖很快恢复常态,他从容教给赵普一个谎言:“你出去对人们说—皇上天天早起读兵书,就行了。”时光从宋代倒流回去近600年,公元379年春天,一代雄主苻坚结束了那场空前激烈的襄阳战役之后,兴奋地写信各地的特领们:“你们知道吗?我发十万兵马攻下霎阳,得到了一个半人—一整个的人,是南方一代高僧道安法师,至于那半个人嘛,是...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01期
西北民族研究

《蒙古佛教史》的作者及译本

1989年,陈庆英与盂劫同志,在《西北民族研究》第一期发表了译文《佛教在蒙古地方的传播》,乃节译自固实噶居巴·洛桑泽培的《蒙古佛教史》一书。译文前面言:“另外,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外务省调查部曾出版过一本《蒙文(应为“古”)佛教史》的日译本,受到国内外蒙古史学界的重视,许多论著引用其中的内容。从引用的内容看,与本书基本川同。该书将作者署名为晋美南喀,此晋美南喀应即是拉卜楞寺的萨木察活佛。如前所述,正是他吩咐洛桑泽培写作《蒙文(应为“古”)佛教史》的。如果他自己写有《蒙占佛教史》,似不应吩咐洛桑泽培再写,即使是他让洛桑泽培重写,洛桑泽培也不坷在书中只字不拼晋芙南喀的《蒙古佛教史》,因此有可能是日译者将本书写作的劝请者误为本书的作者。因我们手头没有日译本,无法详细对照,还望有关方面的同志深入研究”。 我手中有一部《蒙古喇嘛教臾》〔生活社刊,昭和十五年(19。0)发行),标为晋美南喀(vji。ined nam-。khav)著,外务省调查...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