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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与中国彝民生活

草坝子,一个只有14户彝族人家(60口人)的高山村落,坐落在中国西南闻名的二滩水库边。近年来这个曾经兴盛富足的村落渐渐败落,越来越多的人搬走,留下的要么在迁与不迁的决定中飘摇,要么就在为孩子们不愿呆在家里伤脑筋。随着现代化进程逼近乡村,中国不知有多少村落像草坝子一样面临何去何从的难题,祖祖辈辈与土地系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民们必须面对新的“外面”、新的生存生活方式、新的未来和憧憬……要解释这样的变迁需要进入具体的地方,呈现变迁发生、发展的过程。在进入草坝子田野的过程中,我发现变迁中的草坝子必须与进入村子不过六年时间的电视共同呈现,即没有电视,今天的草坝子是无法呈现、观察和解释的。因为正是电视,跨越时空把新的“外面”、新的生存生活方式、新的未来和憧憬直接呈现在村民家中。传播学常常用“发展的(developmental)”话语阐述乡村与电视的关系,电视在与乡村的关系中是现代的标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器”(主要是通过植入现代观念  (本文共219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

中国当代传播研究中的理论体系建构

本文以现代传播理论传入中国、尤其是我国内地后,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为脉络,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入我国内地后的流变过程进行了必要的逻辑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建构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中国传播学研究理论体系范式,以求对内地今后开展自主性的传播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并为其他学者进一步展开研究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当然,个人的学术水平不允许我重新创立全新的传播学研究学术范畴,而只能从当前内地传播理论研究出发,针对最紧迫、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焦点问题。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但是,即使笔者着力建构中国传播理论研究的结构性边界,也只能努力构筑起其中的一部分,特别是个性特征较鲜明的那些部分。因此,笔者并不指望以自己的这些学术观点对过去的传播学基本范畴和格局进行比较彻底的颠覆,完全打通传播学研究的新世纪进路,而只想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在探索进程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根据笔者对大量内地学者(也包括部分香港、台湾学者)的著作及其学术观点的解读和审视,发现在传统...  (本文共192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学术界》2019年04期
学术界

认知传播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认知传播学把唯物主义指向的体验观奉为人们认知世界、进行精神交往的前提,以人类心智对各种信息的个性化加工作为社会传播的必然先验,其体系核心其实上溯于雷科夫和约翰逊的体验哲学、梅洛·庞蒂创始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卢卡奇隐现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观点以及对这几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其指导方针是以唯物论、历史观和人本主义立场去看待和分析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问题和现象,从中探索、比较、鉴别、论断与人类心智活动密切相关的精神交往机制和内在结构谱系,以期实现新语境下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学理革新与认知转向。认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直接承续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范畴的灵活转化与实践运用,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紧密相连,既认同笛卡尔所强调的可靠的方法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他对现代科学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又扬...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18年02期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符号化传播:时尚传播学基础理论初探

引言时尚传播学是传播学的新兴分支。它融合了设计学、艺术学、社会学、管理学、哲学等诸多学科要素,与各学科交叉且互相借鉴。时尚传播学随时尚产业和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媒介技术的变革而崛起。20世纪末,时尚传播学研究开始逐渐引起各领域学者的关注。随着该学科的成长与壮大,其理论建构与学科体系研究需要快速推进与深化。美国学者沃尔贝斯(MarianFrancesWolbers)曾在《解密时尚》一书中谈到时尚传播:“时尚传播不是指VogMe之类的时尚杂志,而是指与时尚有关的各种信息。”?可以说,时尚传播是信息、理念与商品等多个要素连接的传播过程。广义的时尚传播所指较广,既包括风尚、方式、观念和态度等无形传播,又包括时尚产品等的商业性传播。狭义的时尚传播可以被定义为对时尚产品,如时装、配饰、汽车、家具等的艺术化的商业性传播。时尚传播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时尚信息被广而告之的过程,涉及传者、渠道、内容、受者的多重关系。?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时尚传...  (本文共10页) 阅读全文>>

《中国教育学刊》2018年01期
中国教育学刊

融合教学经验 掌握传播学精髓——评《初识传播学:在信息社会里正确认知自我、他人及世界(插图第7版)》

传播学本身与社会、心理、人类这些知识领域有着关联,传播学可以说是社会学科的基础。实际上,传播学发展至今所经历所面对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曾几何时人们对于传播学的认识十分粗浅,对于传播学的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但是自1940年开始,经过一系列改革和变化,传播学的研究终于迈上正轨。但是在这之后的20多年,传播学依旧没有得到一个正式的“名分”,直到1966年美国才终于给传播学正名,给予它学科地位,之后传播学经过不断发展与改进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争取到自己学科的主流位置,甚至得到了“八大学科之一”的地位。但是一路走来,传播学面对的质疑与疑惑从未间断过,某些知名的传播学刊物为使传播学的哲学基础、范式以及方法论这些核心问题普及开来,也组织过几次学术讨论,但是很多从事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们在讨论过程中其实也不免为传播学的未来感到担忧。人们之所以对传播学表示出不信任,主要原因是传播学本身尚不成熟,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而且在很长时间的研究中依旧没...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01期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领域还是学科:传播学合法性争议中的一个悖论

1959年,施拉姆为了回应贝雷尔森(Dr.Berelson)“传播研究正在走向凋零”(as forcommunication research,the state is witheringaway)的观点,在《舆论季刊》发表文章——“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Com-ment”。施拉姆在文章中指出,“有时候我们竟然忘记了传播研究是一个领域(field)而不是一个学科(discipline)……”[1]9。正是从这个话题开始,传播学界关于“传播学是一个研究领域还是一门学科?”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至今悬而不决。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一方面,传播学是从众多学科的母体中孕育而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自身没有多少理论建树,其理论大多是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借用”而来;没有成熟的研究方法;和新闻学的关系很难理清;传播学涉及的领域过于广泛……。另一方面,传播学从1943年施拉姆开启传播学研究历程开始[2]4...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