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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研究

本论文主要以西方现代阐释学为理论参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命题和理论原则进行研究和阐发,以求揭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特征,为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和建构有民族特色的当代形态的文艺学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论文第一章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提出的“以意逆志”和“诗无达诂”这两大阐释原则进行考察和辨析。“以意逆志”是一种偏于客观的文学阐释原则,因为它始终把“志”作为文学阐释的根本目标。而“诗无达诂”则是一种偏于主观的文学阐释原则,因为它强调解释者的“见仁见智”即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利。但是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提出的“以意逆志”和“诗无达诂”这两大阐释原则同西方以迦达默尔和赫施为代表的偏于主、客两端的绝对二元对立的解释学思想有着本质的差异,因为“以意逆志”和“诗无达诂”这两大阐释原则之间不仅不存在的绝对对立和不可沟通,反而呈现一种交叉、融合、互补与贯通的态势,例如前者虽然偏于客观却  (本文共133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03期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中国诗学解释学研究的新收获——读邓新华新著《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研究》

邓新华同志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接受与文学解释的课题研究已经有好些年了。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跟随华中师大王先霈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就以《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品味”论》为题顺利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并且论文很快就在《文艺研究》、《江汉论坛》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邓新华同志又到北师大童庆炳教授处做访问学者,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接受与文学解释课题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这期间的主要成果就是他发表在《学术月刊》等重要刊物上的20多篇论文和他出版的第一部个人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接受诗学》。邓新华的课题研究成果发表后,《文艺研究》、《文艺报》、《中国比较文学》、《齐鲁学刊》等报刊分别载文予以较好的评价,他本人也由此引起学界的注意和重视。本世纪初期邓新华同志考上我的博士生后,又对他既有的课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化———他不再一般性地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接受问题,而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接受问题中的文学理解和解释问题做专门的研究,经过数年努力...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05期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朱自清诗学解释对儒家诗学解释学的继承与发扬——以《古诗歌笺释三种》为例

在我国近现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朱自清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学者。朱自清是以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奠定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因此,中国近现代关于朱自清的学术研究都集中在其散文或文学作品的领域里,忽略了朱自清作为清华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文教师时期,教授诸如“古今诗选”“历代诗选”“中国歌谣”“国文”(即“大一国文”等国学通识课)、“中国新文学研究”等课程时,在这些课程的讲义的基础上,形成的《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古诗歌笺释三种》《十四家诗抄》《宋五家诗钞》,以及其他如《诗言志辩》《中国歌谣》等在古典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体现了先生一贯主张的“研究是教学的基础”[1]190的观点。因朱自清特有的诗人、散文家气质,使得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带有诗人和散文家的特质。近现代学者普遍认为朱自清古典文学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古典诗歌、古典诗论和古代经典。其中,他对古典诗歌的解释是颇具风格的,因为他的诗学解释是努力在儒家诗学解释学的...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06期
广东社会科学

诗学解释学作为反思性与创造性的科学

一、解释对象与诗学解释学任务的确立诗学解释学要直接面对文学。文学是自由创造的艺术,没有任何确定不变的法规。从作品或文本出发,从诗人与作家出发,从经验与想象关联出发,在一切自由创造中发现新的形象与新的思想。文学由不同的文体和不同的作品来呈现,诗的价值、小说的价值与戏剧的价值,各不相同,但是,它展示了语言艺术的无穷力量。现时代,文学正面临着最艰难的时刻,因为文学的网络化与商业化,使得文学语言成为每个人皆可以自由表现的文字。文学的入门变得容易,不需要审判与监督。文学变成了想写就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语言艺术,这是文学从未有过的挑战。传统的文学所建立的全部法则,在网络媒介与工业时代变得不再神圣。面对文学与文学的自由,诗学解释学必须做出深刻的解释。事实上,深刻地认识文学的优美价值与自由价值,乃至在文明生活中的价值,才是诗学解释学最重要的任务。一般说来,文体本性之思、创作体验之美、自由想象之趣、生命存在之魂,是诗学解释学的主要任务。文体本性...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河北学刊》2013年02期
河北学刊

中国诗学解释学中的“声解”小传统

一、“声诗”传统与古典诗学解释学的“玩味声调”中国是诗的国度,有诗必有诗解,诗学解释学的历史与诗歌一样源远流长。古人关于诗解的理论犹如点点鳞片,闪烁在中国诗歌发展史的长河,直到晚近才有人对这一文学遗产进行较系统总结。然而,细致考察已有研究成果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在内容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失———要么津津乐道于“诗无达诂”、“以意逆志”等老生常谈,要么不厌其烦地细绎“妙悟”、“品藻”等一般原则,关注核心一股脑地集中在对文“义”的理解方面,而对中国语文的半壁江山———“声音”,缺少应有的重视和关注,这对素以“知音”见长的中国传统诗学来说,是一大缺憾。明人有言:“熟读之以夺其神,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论,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1](P1209)此语一语中的,道破中国古典诗词解释学的玄机。当然,这种审音夺神的诗解路径并非自始明代,历史相当久远。《礼记·乐记》云:“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2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亚里士多德与西方诗学解释学的创立

一、对文学史的理论反思与解释定则重要环节,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开明、客观而又深入的解释学姿态。与柏拉图对诗人的贬斥和责难相比,亚里士多德对诗艺和诗人本身有着更为深厚的同情和理解,同时,他也看到了诗歌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必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诗学解释学中,他对“诗的生成和本体特征及其精神功效”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为后亚里多德时期的诗学确立了规范。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解释学之形成,首先得益于他的学科性认知法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取决于“对象的确定性”,即任何学科都有其专有领域。这些专有解释领域和解释方法,并非亚里士多德创制的结果,而是希腊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结果,是希腊社会公民的全部生存需要和全部创造活动导致的必然结果。诸多的学三大类:一是理论学科,二是实践学科,三是创制性学科,然后,他将个人创制的全部科学的雏形或完善形态置入这三类学科体系之中。在这种学科划分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高度强调“学科对象确定性”的重要意义,...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2010年00期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

中国诗学解释学的构建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

应该承认,几乎每一个科学研究者都本有一种体系构建的冲动和理论整合的欲望,这种冲动与欲望显然植根于研究者希冀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潜在动力。本来,一个逻辑严密、体例完整,既有历时性的纵向贯穿,又有共时性的横向梳理的理论系统,不仅可以彰显研究者自身的理论素养和学术努力,更能以此在相关学科领域产生普遍性的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黑格尔说:“在文化的开端,即当人们刚开始争取摆脱实质生活的直接性的时候,永远必须这样人手,获得关于普遍原理和观点的知识,争取第一步达到对事情的一般的思想,同时根据理由以支持或反对它,按照它的规定性去理解它的具体和丰富的内容,并能够对它作出有条理的陈述和严肃的判断。……只有真理存在于其中的那种真正的形态才是真理的科学体系。”①蕴含着真理的科学体系是存在的,不管是在文化的开端还是文化的发展期。其实,对“普遍原理”和“一般思想”的追求,正如人们对有缺陷的图形不自觉地补全的完形心理,对零散的东西自动进行整伤的下意识行为一样,是...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