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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对话

20世纪六十年代生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业已跃升为当代全球性的“人类困境”。感受这一危机和困境最早也是最深的西方发达社会,率先在实践层面于20世纪六十年代末掀起了影响甚大的生态政治运动。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由最初的环保之争凸现为当代的政治交锋。其中红党与绿党围绕如何摆脱“人类困境”这一时代性课题展开的理性探索与思想碰撞,迅速在西方刮起了“生态政治”这一绿色理论风暴,并深深地影响了西方政治格局。生态政治哲学由此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焦点。因此,研究生态政治哲学这一新的理论思潮,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它要求我们哲学工作者对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迅速作出哲学概括,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破解全球性环境难题提供新的视野和理论,为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启迪。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视野,以比较分析的方法,在“如何走出生态危机”的平台上,使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分别以现代与后现代维度平等地展开理  (本文共155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生态危机的社会制度原因与我国的稳态经济模式

进入20世纪以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引起人们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呼唤。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联系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的纽带是生产实践,生产实践既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含人与人的关系,而最基本的人类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因此,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必然产生人与自然关系的差异。在这一理论启示下,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客观存在的资本逻辑,而消除这一逻辑的唯一途径就是构建稳态经济模式。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借鉴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及主张,全面分析中国生态危机的现状及形成原因,指出中国解决生态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在发挥社会制度优势的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稳态经济模式。资本的逻辑,即资本追求利润的天性要求生产不断扩张的逻辑。当资本的逻辑在社会生产与生...  (本文共102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09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

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出路

全球性生态危机是指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生态环境问题从局部地区向全球扩散,并最终造成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破坏,从而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总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1)这是我们在新的起点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方向,不仅对于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和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意义,而且对于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和构建新型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一、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产生早在资本主义之前,人类由于利用自然的方式不当,就曾造成很多环境问题,有些甚至直接导致某种文明形态(如玛雅文明)的衰落。但是,“目...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法制与社会》2017年05期
法制与社会

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的元凶——读《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一)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之所以形成和蔓延的关键在于因为非科学的人类活动而使得局部甚至是整体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产生了严重的破坏,进而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自从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战争动乱和社会动荡,人类干预自然的规模和强度不断扩大和深化,全球化进程迅速加快。在此进程中,据联合国专家估计,全世界有3.5%以上的土地面积正处在沙漠化的直接威胁下,每年有210万hm2农田由于沙漠化而变得完全无用或近于无用状态,每年损失的农牧业产量价值达260亿美元。目前地球上每天约有100个物种消失,消失率比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快上1000倍,令人心惊。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技的进步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主要是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大增等等。生态危机已成为一个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首屈一指的议题。中国也正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中国的生态足迹总量...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理论探讨》2017年02期
理论探讨

社会矛盾抑或认识漏洞——马克思与莱斯生态危机理论比较

2015—2016年,我国华北、东北、河南、江苏、四川、广西等地大范围雾霾天气的持续出现,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既有矛盾再一次暴露出来;生态文明建设指标的达成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1]。在学术方面,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逐渐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制定的他山之石,成为我们减轻现代化过程中分娩阵痛的理论镜鉴。沙夫、马尔库塞、A.施密特、本·阿格尔、威廉·莱斯(又译莱易斯)、安德烈·高兹、大卫·佩珀等人的著作被广泛译介和研究,然而在成果取得的同时,我国学者的解读当中也存在囫囵吞枣甚至“以西解马”的某些倾向。为了批判地借鉴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推进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我们主张对上述作家的生态危机理论与马克思的相关学说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进行历史观前提的检视。本文选取“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表述得最清楚、最系统的左翼人士”[2]475...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7年02期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当前生态危机的科技理性批判

科技是科学(认识自然)与技术(改造自然)的统称,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目共睹。相比于权力和资本,科技在人类与自然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是最直接的,是二者互动的桥梁和纽带。正是近代以来科技的进步,人类才确立起对自然的统治地位,以致信仰“科技万能论”。资本时代的科技是悬于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科技的发展越来越突破人类设定的边界,从而走向一种科技的悖谬。应当指出,现代科技这种“错误地支配人类行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指导下不合理的伦理实践”[1]则是省思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一当前生态危机的科技根源科技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重要的实践中介,在现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体现了鲜明的“双刃剑”作用。(一)科技的生产力效应科学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人类生物本能的缺乏,从而实现科技对自身器官的补充与完善。马克思认为,作为劳动资料的组成部分,科技的物化形式——劳动工具是对人体器官的补充。“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