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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年史学研究

1949年新旧政权完成更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此之前经历一段“在野”期后,终于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并获得空前发展。一批在三、四十年代业已星光闪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此时更是光芒四射,这一群体大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人们只将赞佩的目光注意他们或为他们的高言阔论所吸引之时,在他们身边却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群体则是以刘大年、胡绳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代史家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们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命运与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紧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新中国五十年作为一个学术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分明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天下”,“文革”后他们相继去世,以刘大年、胡绳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过“掌门”,坚守唯物史观史学阵地,薪火相传。比较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历程,第一代史家体验的是唯物史观史  (本文共377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01期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学术与政治——刘大年史学研究风格简论

刘大年是继“史学五老”之后中国第二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战士型学者”、“学者型战士”、新中国历史科学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新中国50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刘大年的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突出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这也是他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普遍的学术风格。然而,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能像刘大年那样终其一生始终强调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使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却为数不多。刘大年的史学成就与新中国50年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的牵引是刘大年进行学术研究的主要动力之一。他的史学成就证明学术和政治意识形态结合,甚至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同样可以有学术发现,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可能是刘大年在20世纪后半期学术史上所具有的独特意义所在,也是留给后人重要的学术遗产。研究刘大年史学风格有助于理解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张力与融合。一刘大年史学著述:学术与政治...  (本文共21页) 阅读全文>>

《东岳论丛》2011年08期
东岳论丛

刘大年史学研究述论——一种基于学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考察

刘大年曾是“根据地”的一名战士,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著名史学家,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刘大年早年受到家乡湖湘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和民主革命战争的洗礼,从学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塑造和亦学亦官身份的驱使,其学术研究时刻关注现实变化,关注意识形态需要。有学者称他是“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①。刘大年史学研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比他早或比他晚的,都没有像他那样把历史研究与意识形态那么明朗、那么紧密地联在一起的。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始终坚信“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与政治无关的历史书。重要的历史书总是要直接间接反映当时的政治观点。比较有系统的历史书一向是政治教科书。”②在阶级斗争处于主流意识形态支配地位的20世纪50、60年代,刘大年多次强调并实践了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治史理念;在思想活跃和意识形态斗争激烈交锋的80年代,他始终站在思想和理论斗争的前沿,成...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河北大学
河北大学

论改革开放后刘大年的史学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后,伴随西方史学理论的涌入,中国历史学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刘大年对历史学出现的新问题做了建设性的工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方面,刘大年拨乱反正,反对历史学屈服于政治权威,要求历史学家注重现实,关注历史学的时代性,纠正了脱离现实、“为历史而历史”的不良学风;对唯物主义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将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相区别、历史学有自己的理论与方法的观点,建立了基本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重塑了历史学的科学性;总结我国史学传统,分析了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因素,要求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史学传统相结合,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开拓了新的征途;对出现的“淡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思想倾向与“回到乾嘉”极端观点的批评,反对史料与理论的脱节,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指导作用,要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实现史学的多元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刘大年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重新阐述了中国近代史重大理论问题,...  (本文共59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近代史研究》2015年01期
近代史研究

刘大年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刘大年(1915—1999)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改革开放后传承和创新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五老”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主要代表。理解刘大年史学思想的核心以及该核心所涉及的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认识、对历史研究对象的归纳、对研究私有制时代历史基本方法的把握、对历史研究根本任务的确定,对于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大年史学思想的核心是历史学如何成为科学,而不是历史学如何为政治服务。这一点,他当面跟我讲过。那是1997年8月底9月初在北京他的寓所,我对他进行为期一周的访谈结束时,他再三强调说,历史类比、历史影射根本不是历史学,也不能把历史学当作解释政治任务的工具。我想,这应该是理解刘大年史学思想的关键所在。苏东剧变后,他曾在《历史要分析谈刘大年(1915—1999)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改革开放后传承和创新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五老"所开创...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刘大年、黎澍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刘大年和黎澍作为继马克思主义“五老”之后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二者属于同龄人,又是同乡同事。由于二者早年经历、人生际遇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使二者的学术主张呈现出不同的气质。黎澍被称为“八十年代思想界的教父”,而刘大年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二者史学思想的研究发现:他们的史学研究思想一方面呈现出以上的不同点,另一方面,他们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以及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革命年代,刘大年和黎澍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张,为中国革命胜利而奋斗。建国后,二者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二者对非马克思主义进行抗争但又难免犯错。改革开放后,二者都试图突破“文革”以来形成的“教条主义”、“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但是刘大年更倾向于维护现有体制,而黎澍则倾向于改变,黎澍在“文革”后的反思中走得更远。总的来说,无论是刘大年和黎澍都没有走出当时的史学框架,他们的史学研究更多的是为现实...  (本文共70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