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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和晚清文人的文化遗民情结

郑孝胥是一位晚清遗老、著名诗人,也是一位出卖国家利益的国贼,他的身份十分复杂,这种复杂性与他所生存时代的复杂性具有直接的联系。对郑孝胥的理解我们应该与这种复杂性联系起来,并把他放到晚清文人这一大的群体和晚清社会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中来。在中国历史上,“遗民”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晚清遗民却具有以往任何一代遗民所不具备的特殊性,晚清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并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在特定的时空中,“文化遗民”作为晚清文人们相同的身份,使他们从心态和价值立场上找到共同的语言而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同以往“易代”不同,清王朝的崩溃对晚清遗民而言已不再是简单的王朝更迭,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象征含义。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从此走向灭亡,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晚清遗民们所承受的精神压力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前辈。但在摆脱困境,寻找出路的方式、方法上他们虽各有各的契机,但似乎都没有更多的创造,虽然他们已很难从前辈的经验里直接获...  (本文共10页) 阅读全文>>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年11期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时风与古意:郑孝胥五体书风探源

郑孝胥(1860―1938),字苏龛(苏盦、苏戡等),一字太夷,号海藏、夜起庵主,福建闽县人(今属福州市)。曾任清驻日本神户、大阪总领事,张之洞幕府“总文案”,广西边防事务大臣,预备立宪公会会长等。民国二十一年(1932)“落水”,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殁后葬于沈阳。著有《海藏楼诗集》,书法亦名重一时。并有《郑孝胥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存世。民国时期,郑孝胥书法的私淑者张谦撰有《海藏书法抉微》(以下简称《抉微》),对于了解郑孝胥书法与书学思想有重要价值。一、冲夷激宕:真、行书郑孝胥早年在考取举人之前书法曾有“登唐入晋”之志,楷书取径褚遂良,用笔纤细属于纯粹的帖学范畴。光绪十二年(1886)袁昶曾评之云:“偶见闽中郑苏龛作半寸许真、行草,结体疏而有法,兼具潇洒出尘之姿,一见神耸。”[1]747光绪十五年(1889),居京官内阁中书以书法渐尚颜真卿一脉。张谦在《抉微》中说:“海藏先生楷书早岁肄习颜鲁公,盖得力于钱南园、何子贞、翁...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近代史研究》2019年02期
近代史研究

《1931年前郑孝胥》

郑孝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较复杂人物,对近代政治、文学、艺术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因参与伪满洲国沦为汉奸,长期以来论者多以政治标准评判,反使学界对他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整体评价也显得过于简单。本书立基于史、文史结合,充分使用了多方面、多类别的文献资料,基本厘清了郑孝胥在1931年以前的生平经历,并以清末民国的时代大变为背景,探讨了郑孝胥在此背景下的“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对他的政治、社会活动以及相应的身份,做了客观、多层面的呈现。本书对清末时期的郑孝胥,定位为发端于洋务、起于戊戌变法、盛名于新政的地方实力派官员,基本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面貌和特征。对进入民国后的郑孝胥,论述了...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名作欣赏》2019年12期
名作欣赏

郑孝胥后半生心态初探——从诗歌中“重九”“夜起”和“王道”分析

中国近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战火之下中西方各种思潮也在发生激烈地交织碰撞,影响着中国人的心态。郑孝胥(1860—1938)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是近代历史上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集光环与骂名于一身。辛亥革命前他还是维新变法的进步分子,但随着王朝鼎革,郑孝胥逆历史潮流而上,因逐渐沦落成一个亲日媚日的汉奸而臭名昭著。郑孝胥这一巨大的身份转变看似矛盾和难以理解,其实背后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作为宋诗派中闽派的代表诗人,郑孝胥曾写下数十卷的《海藏楼诗集》。本文拟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时起至1938年郑孝胥逝世时终a,把郑孝胥后半生这一关键时段里其诗歌“重九”“夜起”和“王道”三个重要意象提炼出来,从文学角度探析郑孝胥后半生的心态流变,以期对他有更全面的认识。一、郑孝胥的重九诗重九即重阳节,在这一天登高赋诗是历代文人墨客的习惯。郑孝胥一生写下了大量的重九诗,叶参等著《郑孝胥传》附《轶事》云:“先生每岁重九必为诗,且多佳,今集中不尽存矣,...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绥化学院学报》2017年12期
绥化学院学报

郑孝胥与溥仪关系演变(1923-1938)

郑孝胥(1860~1938)福建闽侯人,近代政治家、书法家、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溥仪。两人之间的关系,大致可分诗人。晚清时期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23年8月到1924年11月,布政使等职。协助张之洞兴办洋务、热衷于倡导政治体制改郑孝胥在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任职,给溥仪留下“忠心”的好革,曾面见光绪帝陈述变法。他主张立宪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印象;第二个时期,从1924年11月到1931年11月,溥仪被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郑孝胥反对逐出宫后,辗转来到天津,郑孝胥逐渐和日本侵华势力接洽,共和,坚持“民国乃敌国”的观点,以“遗老”自居,暗中关注时试图依靠日本实现清朝复辟,最终将溥仪引入东北。此时郑孝事,积极寻找复辟清朝的契机。为实现其政治主张,他积极与胥的复辟思想深刻影响着溥仪,他逐渐得到溥仪的信任和倚日本关东军接洽,将日本视为实现清朝复辟的外援。在日本重;第三个...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关东学刊》2018年01期
关东学刊

情性与政治再论郑孝胥的“深心”与作为

引言十余年前撰写博士论文,其中一节涉及“郑孝胥的深心”,论题制约,无法展开,再申之念一直缭绕心头。原因首先基于郑氏的才华,其诗文书法,尤其壮岁时作,雅洁自律,精工悍劲,很难不让人喜爱。他的暮年“失节”,从亡废帝,建国满洲,执政枢纽,比汪精卫似乎更令人痛惜,也因此更象一桩“文化事件”,甚至关系到“政治”的内核。人作为本质的社会性为东西古典之学共同认可,脱离了公共领域即无成德可言,而人伦之大莫过于治国。(1)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个人只有在公众的政治生活中才能实现“至善”这一终极目的。年1月2日,岁在光绪廿二,郑孝胥(1860-1938)时年38岁,他在日记中留下如此一笔:“何谓君子?曰,笃于行己,不以毁誉为喜愠是也。何谓贤者?先知先觉,足以淑世善俗是也。”这是明确依循东方圣贤传统追求修己而后安人,即“至于善”。他的一生是否在践履此言?又是如何践履此言?时光退回十五年,1882年8月4日,年方廿三尚未成为“八闽解元”的青年郑孝...  (本文共28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