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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唐代赦宥实施的仪式、程序及赦书

赦青作为特殊的行政手段和法律问题,是和封建社会的司宣布开始。‘“视大理及府县囚徒至,则挝其鼓”’,然后宣念本质有关并与之相始终的 本文主要讨论唐代赦育实施的仪赦书,释放囚徒。们日唐书》记:“鼓千声讫,宣诏而释之,其赦式、程序及赦书问题。书颁诸州,用绢写行下。”‘」(第 239页)当然这只是象证性地_____,。t,_脱掉一部分囚徒的枷锁,当场释放。至于全国各个州县系于一 大赦的主要仪式Y二 上二:“.“二亡——’—“入。一‘一TTI’l。。。-”一’—— 一’监狱的囚徒,则另有程序赦有存在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并延续数千年,历来是封仪式结束之后,还有一定的群众娱乐节目:幼童们抢着爬建王朝的“国之人事”,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观,因此朝廷每行上木竿,争夺鸡首;争得音,政府以相应的钱币购买,或者只赦看之事,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 至宋代.这种仪式甚至被作把绎幡奖还为‘卞厂载人史册。大赦仪式举行的地点在各个时期是不一致的“庚辰.太关于赦育的仪式....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5年01期
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

两宋赦免制度新探

赦免作为一项特殊的法律制度,渊源久远,《周易·解卦》即有“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有关赦宥之记载频见于史册,也极受最高统治者推崇,被视为“圣朝彝典”、“圣王之道”,与“祀”、“戎”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赦宥仅作为权宜之策,非时而行。但是,这种制度发展到两宋时,则被定为常制,《宋史·刑法志》:“三岁遇郊则赦”[1]且赦宥名目繁多,有大赦、曲赦、德音、录囚等,除此之外,还有明堂、立储、立后、儆灾、吉庆、祥瑞、获珍禽异兽、河水清、生皇孙等等,可以说几无不赦之事,且赦免频率也较高。据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统计,两宋大赦约两年一次。[2]郭东旭统计,两宋共赦宥690次。[3]两宋统治者为何如此热衷赦宥?赦宥之频给两宋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目前学界研究欠少①,笔者不揣浅陋,钩稽史料,索考典籍,拟对此陈管窥之见,敬请方家指正!一、两宋赦免频施的原因  赦免制度的推行,既有其历史的渊源,也有其现实的特殊背景。就历史渊源来讲,...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宋代赦宥制度研究

赦宥制度从最初的宽恕犯罪到布施恩德及贯彻政策,赦宥制度的形式、内容日益丰富。宋代赦宥制度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赦书本身内容、执行流程及机构人员、实施效果、对法律的具体影响、对百姓的具体影响等等。本文主要侧重宋代赦宥形式及其特点的讨论。宋代大赦分为赦免一切犯罪的非常赦,以及赦免死罪以下或特定罪行的常赦。大赦次数频繁,三年一赦成为定制,有时竟达一年数赦。大赦仪式隆重,地位突出。宋代德音制度在唐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范围既可同曲赦为一地或数地,亦可与大赦一样至于全国;其效力主要是减降罪行。宋代录囚制度在时间和效力上逐渐稳定下来,皇帝非常重视录囚,亲自参与其中,在疏决淹狱、平反冤错案件和赦宥罪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宋代赦宥总的特点是次数频繁,表现在:一、大赦次数占赦宥总次数的比例较前代降低,这主要是宋代德音、录囚的大量实施;大赦时机相对固定,三年一赦成为定制。二、曲赦和德音的大量使用。曲赦多为平复盗土时使用,德音则广狭无常,广泛使用。...  (本文共51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唐代赦免与降减制度探析

赦宥制度在中国长期存在,人们很容易首先认为其是彰显皇权至高无上的代表,而实际上,其内蕴由多种因素构成,具有综合性的意义。赦宥分为赦免和降减两大主要类别,虽然后者不如前者起眼,但是也不容忽视。本文选取唐代赦宥制度为研究方向,因为在对待赦宥的思想方面,唐代宽严相济较为开明;在立法方面,法律条文严密而又宽平,法典被认为是历代法制完善的代表,其承前启后,在中华法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再有,唐前期与后期的社会环境一个稳定,一个动荡,选取唐代进行研究,可以分析出赦宥、降减制度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作用,因此唐代赦宥更具有典型性的特征。笔者在文中致力于研究唐代赦宥中的降减制度,全文共分为导言、正文和余论三部分。导言中又分三部分,首先交代了研究降减制度的意义,降减制度以“降”为主,是处理赦与非赦之间矛盾的有效调节方式,也是赦宥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保证。其次,在赦宥制度中,与赦免相比,降减问题研究相对零散,其原因在于赦宥的分类定义没有统一标准,其界...  (本文共52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赦宥制度与魏晋南北朝政治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时期,唐代的许多典章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其精神内涵、理论准备、形式体例等都已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成熟了。其中赦宥制度作为刑罚制度的另一面,从先秦产生开始,经秦汉时期的确立和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趋于成熟,并为唐代的法制化——纳入律令规范奠定了基础。并且其意义远远不仅在于司法程序本身,而是更为广泛地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尤其是作为君主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总体战略中的一环,与这一时期的政治沉浮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即以魏晋南北朝赦宥制度的大赦、曲赦、降罪、录囚和别赦这五种主要类型为轴,以大赦为重点,探讨不同政权、不同历史阶段赦宥实施情况及其呈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并力图将其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考察,发掘其深层的原因和背景,从而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的演进有更全面、深刻的把握。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绪言部分作为开篇,首先交代了本文的写作目的和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以及拟采用的学术方法。然后对本课题的研究...  (本文共138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宋史研究论丛》1999年00期
宋史研究论丛

论宋代赦降制度

中国古代早就有免除犯罪或减轻处罚的赦宵活动。(尚书·舜典》中的“青灾肆赦”,(易·解卦》中的“赦过肴罪”,《尚书·吕刑》中的“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赦”,(周礼·秋官》中的“三有、三赦之法”等,都是中国古代赦有活动和赦有原则的记载。从这些记载来看,中国古代赦青对象只限于过误、罪疑及情理可矜恤者三种情况。而对故意犯罪、一贯犯罪,罪情虽轻,亦不赦免。此时的赦有,亦是对个别人或事“临时随事而为之”①,并非常制。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在一些诸侯国中“已有大赦之法”⑧,但也未泛及有罪者。后因法家反对赦有而久不以赦为言。至秦二世,因农民起义军兵临城下,才被迫大赦天下。但二世所为,实系一时之权宜,非为秦朝之常典。 汉有天下之后,高祖为“与民更始”,始大赦天下殊死以下罪人。其后历代继承之君相沿风行,从此赦门频开,不仅赦肴名目繁多,而且赦有范围广泛,“凡天下之罪人,不问其过误、故犯,一切除之”①。从而使降释犯罪成为赦肴的主要内容,改变了“赦过肴罪”的...  (本文共20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