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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芝罘学校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烟台,一直存在着一所非常奇特的学校。在欧洲称为远东的中国地区,这所学校完全采用严谨的英式教育制度,学期设置、课本选择、教授方法等全部采用英制,学校老师也全部由西方人担任,毕业考试坚持英国牛津统考,被誉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这就是烟台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子弟学校,被世人更熟知的名称则是“芝罘学校”。一、中国内地会在中国的活动要说到芝罘学校,必然要先从它的创办者——中国内地会说起。中国内地会虽然名称中有“中国”二字,但却是由西方人创办的教会,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向中国传教而成立的教会。中国内地会,其创始人为英国传教士戴德生。1854年,戴德生作为英国基督教伦敦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先在上海、讪头等地传教。1857年定居宁波后,成立了独立的“宁波差会”,1865年,戴德生将宁波差会改名为“中国内地会”,简称“内地会”。戴德生曾有句名言:“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春秋》2013年04期
《基督教学术》2014年02期
基督教学术

“中国因素”对“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的影响

“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缩写CIM)又译作“中华内地会”,简称“内地会”,是一个以中国为唯一传教工场的差传组织。1950年底,该会决定撤离中国大陆,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缩写0MF)。无论在中国禾场还是在国际差传界,CIM-0MF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对CIM-0MF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与现状、差传策略、成员结构等各方面加以学术性研究,对于了解西方传教运动、中国教会的属灵遗产以及老传教运动向新传教运动转型过程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将首先简短回顾CIM_0MF对华人教会的正向影响,再论述中国因素对CIM-0MF的反向影响,然后再深入剖析CIM-0MF作为“中国因素”的载体,如何进一步影响了全球基督教差传界。一、CIM-OMF对全球华人教会的影响香港学者蔡锦图博士认为,CIM体系下的传教士对中国教会领袖...  (本文共44页) 阅读全文>>

《基督教学术》2011年00期
基督教学术

汉语中国内地会研究综述

“中国内地会”的英文全称为China Inland Mission(缩写CIM),又译作“中华内地会”,简称“内地会”,是一个以中国为唯一传教工场的差传组织。该会于1865年在英国正式成立后,在短短一、二十年内超过传统在华差会(如伦敦会)而发展为在华最大的差会。至1950年底该会决定撤离中国之前,无论在传教士人数、信徒人数、传教覆盖面和影响力各方面都在中国教会界名列前茅。即便是60多年后的今天,很多中国教会组织或领袖人物的历史传承上仍能捕捉到“内地会基因”。在海外,该会通过文字宣传、巡回演讲等方式成为西方社会“中国形象”形成与再塑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差传理论与实践对西方传教学(missiology)曾形成过深远的影响。即便在“后中国”时期,内地会的思维模式仍体现出其“中国经验”的印记,并与海外华人教会团体保持着友好而持久的关系。因此,对内地会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与现状、差传策略、成员结构等各方面加以学术性研究,对于了解西方传教运动、...  (本文共25页) 阅读全文>>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2期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从西方文献看19世纪下半叶中国内地会在康区的活动及与康藏社会的互动

英国传教士所创中国内地会[1]是最早进入康区的基督新教差会。1877年和1892-1893年间先后有两位內地会传教士穿越康区,1897年内地会始在打箭炉(今四川康定)设堂传教且在康区各地巡回布道,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内地会全体传教士撤出康区。新旧地方志书均未见19世纪下半叶内地会在康区活动的汉文记载;[2]英文记载主要见于中国内地会所撰在华传教史、曾入康区的传教士所撰论著及日记等相关史料;[3]相关研究甚简略,主要见于房建昌、刘吉西等人论著。[4]本文主要利用西方文献,探讨19世纪下半叶内地会在康区活动的具体情况、内地会传教士与康藏社会的多方互动。一、1877年传教士康慕伦的康区行: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入打箭炉、经巴塘至云南康慕伦(James Cameron)[5]不仅是最早进入四川,也是第一位穿越康区的基督新教传教士。1876年订立的《中英烟台条约》准许英国派员前往甘、青、川等地探访入藏路线。[6]据此,内地会立即派遣...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西部发展研究》2014年00期
西部发展研究

中国内地会在中国藏区的传教活动研究

基督新教在华布道及宣教事业,以1807年“福音先锋”马礼逊(RobertMorrison)来华为嚆矢,嗣后,欧美等国的传教士相继来华,传教布道,苟有门户可人,无不竭力设法人内。1842年清政府锁国之“海禁”弛废,基督教宣教团体及教士得以在沿海之“五口”立足;I860年后中国“闭关”之门户洞开,教会势力得以从沿海省份扩张到沿江(长江)及中原地区·直至深人西部腹地及边疆省份。英国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于1865年在伦敦创立中国内地会(以下略称“内地会”),旨在深人中国辽阔的“内地十八省’’向中华万民宣导“上帝的福音”。内地会传教士凭借坚韧“信心原则”,不仅率先进驻相对封闭的西部九省,更深入苗、彝、藏、回、蒙等民族地区。其中,内地会在中国藏区(包括西藏、西康及青海等藏区)的布道和宣教引人注目,该会是藏区新教团体的先导和前驱,其传教活动是藏区基督教传播的缩影。目前学界对内地会藏区传教研究尚为薄弱,本文通过发...  (本文共13页) 阅读全文>>

《宗教学研究》2015年01期
宗教学研究

中国内地会在中国藏区传教活动研究

张丽萍藏区基督新教在华布道及宣教事业,以1807年“福音先锋”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为嚆矢,嗣后,欧美等国的传教士,梯航来华,开荒布道,苟有门户可入,无不竭力设法入内。1842年满清朝廷锁国之“海禁”弛废,基督教宣教团体及教士得以在沿海之“五口”立足;1860年后中华帝国“闭关”之门户洞开,教会势力得以从沿海省份扩展到沿江(长江)及中原地区,直至深入西部腹地及边疆省份。英国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于1865年在伦敦创立中国内地会(以下略称“内地会”),旨在深入中国辽阔的“内地十八省”向中华万民宣导“上帝的福音”。内地会传教士凭借坚韧“信心原则”,不仅率先进驻相对封闭的西部九省,更深入苗、彝、藏、回、蒙等民族地区。其中,内地会在中国藏区(包括西藏、西康及青海等藏区)的布道和宣教引人注目,...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