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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程序性辩护角度下的思考——以中国杜培武案为例

一、程序性辩护与杜培武案的引入程序性辩护作为一种诉讼权利,是指辩护方针对警察、检察官、法官所实施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为追求特定的程序性制裁之诉讼结果,而要求法院作出专门程序性裁判的权利。程序性辩护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进行答辩活动,而是辩护方积极主动对司法裁判中的违法裁判进行程序上的防卫。程序性辩护在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中属于一种略显“超前”的辩护形态,没有现实的相配套的司法环境使之能够得以顺利运行,这一辩护形态尚处于一种不发育完全的窘迫地位。目前在刑事诉讼辩护形态中,排除非法证据的辩护具有较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也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出现适用不当的境况。为什么我国三令五申地禁止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行为收集证据仍屡禁不止,成为一种痼疾?为什么我国学者对程序性辩护理论的提出与实际法律制度的构建相差甚远,一些法律的颁布尚处于空中楼阁?有鉴于此,笔者将以杜培武案为代表,结合陈瑞华老师刑事诉讼程序性辩护的相关理论,以个案的诉讼过程及其最后结果,发现、探...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法制与社会》2017年36期
法制与社会

试论新《规定》中以非法证据为线索的二手证据

一、我国非法证据认定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成长历程:2010年6月两高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展并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了一定的规范性,然对于以非法证据为线索的二手证据却只字未提。2012年3月,《刑事诉讼法》修订案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立法领域;同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新《刑事诉讼法》。至此,我国的刑事诉讼价值开始迈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方向,而对非法证据为线索的二手证据予以限制正是保障人权与维护程序正义的体现。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建设法治中国板块中提出的,也就是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与健全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而非法证据为线索的二手证据纳入法定...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证据科学》2017年06期
证据科学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与隐忧——评“两高三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两高三部”,于2017年6月27日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或《规定》)。《规定》全文共分为五部分42条,系统规定了非法证据的认定模式,*郭旭,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不同诉讼阶段中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以及刑辩律师如何针对非法证据提出辩护意见等内容。该规定进一步细化了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在总结五年来大量的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而成,1可以说,这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又一重大发展。2《规定》解决了诸如非法供述界定、“重复自白”可采性等一系列在理论和实践当中存在争议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规定》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讨和反思之处,仍有待进一步解决。一、非法供述—从“痛苦规则”到自白任意规则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均要...  (本文共11页) 阅读全文>>

《人民司法(应用)》2017年22期
人民司法(应用)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健全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这是党中央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景下作出的重大司法改革部署。这项改革事关依法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是保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对证据制度乃至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具有深远影响。2017年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4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会签并正式下发执行。为便于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把握,现就《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制定背景、重要意义、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逐一作出说明。一、制定背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  (本文共14页) 阅读全文>>

《人民检察》2017年16期
人民检察

排除非法证据新规定的理解和执行

2017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三部”)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是两高三部根据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有关要求(1),在总结冤假错案教训的基础上,就排除非法证据问题发布的又一个重要文件。此前,两高三部曾于2010年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制度,两高随后对刑诉法规定的制度作出了司法解释。两高三部的新规定与此前的有关规定既一脉相承,又有发展和完善。一、《规定》作出的新规定跟过去的规定相比,《规定》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一)明确了非法取供的三种类型刑诉法第五十四条对须排除的非法供述作了概括的表述: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十五条对“刑讯逼供”...  (本文共10页) 阅读全文>>

《科技经济导刊》2018年03期
科技经济导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步、不足及完善——兼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刑事非法证据是违反法定程序,采用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1]。为了维护法律程序的正当性,制裁非法取证行为,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法治国家不仅确立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为了保障该规则的适用,还规定了多样化的刑事非法证据发现方式[2]。我国2010年公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规定”),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原则,进一步严格规范了对各类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系统性归纳、补充以及完善,对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了规范性依据[3,4]。1问题的提出1.1非法证据范围的模糊性非法证据范围存在问题,在适用过程中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首先体现在非法言词证据范围不明确,“两个规定”中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做了界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延续,但是“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的认定标准对此并...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