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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作用对社会机会的影响——西方的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社会空间分异是当代城市转型的普遍特征之一。近二十年来,经济全球化下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促成了全球生产活动的分散化重组,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产业转型。制造业大幅紧缩,职业结构的转型造成了新的社会极化,处于经济收入水平两端的人群出现膨胀而中等收入的人群减少,构成所谓的“沙漏型”社会结构[1]。相应的,城市空间被更加“分化”和“碎化”,服务于精英阶层的所谓的“防卫型社区”(GatedCommunity)与城市下层低收入人群、少数种族等贫困人群集聚的衰败社区并存[2~4]。在中国,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且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城市跨国公司职员和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收入、住房方面凸显两极地位,城市中出现了所谓的“高尚社区”“别墅区”,而“浙江村”“新疆村”等移民村的出现说明,新城市贫困现象在特定城市地域显现,社会空间分化已给当今的城市居民留下了很深的城市印象。应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城市空间分异现象是...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中国经贸导刊》2006年04期
中国经贸导刊

共同的责任 多样化的方式——国外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经验简介

一、一些国家住房政策要点现代意义上的住房政策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用以解决工业化和现代化第一次浪潮下以住房为突出矛盾的城市社会问题。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大多制定了关于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政策。(一)美国政策目标群体:家庭收入低于当地社会平均收入的80%,住房支出超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30%的家庭。主要措施: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政府设立了“联邦住宅贷款银行系统”(FHLB),批准《住宅抵押贷款法》(HO-LA),改变私人机构操作的短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的抵押贷款方式,转由联邦政府担保,形成提供长久性、分期还款方式运作的抵押市场。1934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国家住房法》(NHA),成立了“联邦住宅管理局”(FHA)和“联邦储蓄贷款公司”(FSLIC),组建“了互助抵押贷款保险基金”,负责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保险。美国国会在1937年通过了《公共住宅法案》,设立了“联邦平民房屋建设总处”(USHA),以建立永久性的中央补助。19...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特区经济》2006年01期
特区经济

住房制度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主要发达国家的住房制度与政策选择1.美国美国国内房地产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得益于美国政府善于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杠杆对房地产业的发展给予支持和帮助。美国住房制度与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是面对中低收入家庭。其政策特点可概括为:①把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予以关注。这也是美国住房“双轨制”中的一轨——“扶贫”政策的具体体现。不论是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公屋建设,还是约翰逊政府的小规模房租援助计划rentsupplementprogram),还是克林顿的“多员家庭资助性住房改革及其承受能力”法案MAHRAA)出台,都围绕“可承受住房”此环节展开。公平、公正地解决不同收入阶层的住房条件差异,使“人人拥有居住机会”成为社会共识。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以及住房贷款担保等措施,鼓励私人购买自有住房。住房政策的着力点和住房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②较为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和灵活多样的金融工具。在政府支持下的信贷援...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人大建设》2010年10期
人大建设

西方国家住房政策选择的启示

竺乾威近期在(公共行政评论》撰文指出,政府在住房政策上的选择不仅影响着房地产市场的走向,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安宁和稳定。西方国家住房政策的选择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首先,西方国家的住房政策更多的是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解决国民的住房问题的,无论其政策的对象是全民,还是社会上的穷人。简言之,解决和改善人民的住房条件构成了西方国家政府住房政策的出发点。反观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住房政策的出发点更多的是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考虑的,也就是首先把房地产看成是拉动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这一产业与GDP紧密相关,与政府的财政收入紧密相关,因而也与政府官员的政绩紧密相关。其次,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政府住房政策对象的定位不清。在西方国家,政府政策的对象...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行政论坛》2018年03期
行政论坛

基于多主体的住房政策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

住房政策是重要的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其变动与调整通常会触及不同住房政策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再分配。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住房政策经过多轮调适,与之相应的住房市场也出现过多次节律性的变幻。2016年12月中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要求回归住房居住属性。2016年12月21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准确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这是自2013年《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17号)后,中央关于住房问题与发展的最强音,这也意味住房政策的新调整与新变化来临。2018年3月5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地方主体责任,继续...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2008年00期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

中国住房政策的演进与发展:走向“剩余型”福利模式?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的住房制度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旧的福利住房制度逐渐解体,市场化取向的住房制度逐渐确立。市场化取向的住房制度改革在缓解住房供应不足、住房资金短缺、房屋缺乏修缮等问题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新问题的产生,如住房价格的迅速上涨、房地产投资过热、住房供应结构的失衡及严重的住房不公平。尤为突出的是,随着住房货币化改革的推进和福利住房体系的瓦解,不少城镇中低收人家庭无力通过市备解决住房,面临严重住房问题。为了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中国政府先后推出了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计划,力图重新构建有效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但是从整体上而言,中国的住房政策正朝着“剩余型”(residual)保障体制的方向演进。然而,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剩余性的住房保障体制存在内在的缺陷。因此,当前我国住房保障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如何借鉴西方社会政策演进的经验而少走弯路,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住房...  (本文共21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