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中国双边投资协定: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

一、引言双边投资协定(BIT)是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在制定关于外商投资规范方面的重要法律工具,以降低缔约一方投资者在另一缔约方境内的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非商业风险,为投资及投资者提供稳定且可预见的充分保护。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实践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自1982年中国与瑞典签订第一份双边投资协定以来,目前中国已与全球130多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数量仅次于德国,近几年中国积极参与同美国、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工作。2000年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规模增大,程度加深,中国逐步成为既是“投资东道国”,又是“投资者母国”的“双料大国”。基于“投资大国”与“引资大国”的双重身份,在当前的双边投资协定实践中,中国面临着选择:作为吸引外资的东道国,中国需要更加规范地对外资予以管制以提升吸引外资的质量与水平;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中国更需要通过缔结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以提升对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保护...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

中国双边投资协定演进初探

“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以下简称BIT),伴随着跨国投资的发展应运而生,是指两个国家之间签署的旨在促进、鼓励、保护相互投资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作为目前国际投资法领域最为重要的法律形式,对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之间的海外投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BIT)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逐步发展的。自1982年与瑞典签订了第一个BIT以来,至今已发展30多年,截至2015年底,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已经130多项,是世界上签署该类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出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的需要,中国一直积极缔结双边投资协定,为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证和信心,中国也随之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此期间的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引资国,注重东道国利益的保护,签订的BIT内容相对简单,力求减少东道国的义务。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  (本文共38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商场现代化》2019年07期
商场现代化

近年来国际投资协定中所涉“投资者社会责任”问题

一、由经济全球化至“投资者社会责任”资本的逐利性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衍生出日益增多的双边、区域投资协定。近年以来,受经济合作组织(OECD)多边投资协定草案的影响,保护投资、投资自由化、将保证公平合理的义务归于东道国政府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而发达国家也借此通过双边和多边途径建立了高度自由化、高保护标准的国际投资规则。但在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由化的国际投资带来的并非全然是利益,不负责任的跨国投资行为给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东道国在劳工权利、生态环境及法制环境等方面带去了负面影响。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国际资本市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地位的再平衡。伴随着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参与到国际投资规则的设计与制定中,并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将本国在环境、劳工保护方面的诉求在其参与制定的投资协定中体现出来。同时,发达国家在向资本输入国角色转化的过程中为了拓宽政府政策空间,也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提出了社会责任要求,客观上进一...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中国商论》2018年35期
中国商论

论国际投资协定的可持续发展型改革

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开放和发展,我国的对外投资也有了崭新的变化,不仅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动向,也提升了我国综合实力。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制定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案》,其中多次提出,国际间加强协定,可以使各国的投资项目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既能提升本国的应有权益,同时还能促进双边贸易的往来合作,对于优化国际间竞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国也应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积极应对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可持续发展危机,制定科学的双边贸易协定,为提升我国软实力做出贡献。1国际投资协定可持续发展型改革在国际范围的应用发展研究1.1国内就目前来讲,大约有一百多个国家在相关政策出台之后,重新审视本国制定的投资政策,50%都已经推翻原有政策建立新的贸易机制。与传统协商政策不同的是,现在这些新制定出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基本都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保护本国的合理利益;二是维护国际间的贸易协调,并注重可持续发展,从而对投资者的权利进行重新的划定和区分。例如...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中国市场》2019年08期
中国市场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主要挑战及应对

1引言2013年11月,中国和欧盟宣布启动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谈判,目标是在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已签署的投资保护协定基础上,尽早达成一个更高水平、涵盖投资保护和市场准入的协定。双方对于中欧BIT寄予了诸多期许。作为中国进一步推动投资自由化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中欧BIT谈判会对中国的对外投资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能够有力地完善全球投资市场体系。在当前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的背景下,达成中欧BIT能够全方位地完善中国的对外投资治理框架,为中国的企业和资本创造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同时也为来华资本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正因如此,中欧双方的企业和相关方都迫切希望尽早达成协议。中欧双方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彼此贸易投资往来密切,而双边经贸合作框架的缺位使得双方企业的跨境投资和经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双边经贸往来。进入2018年以来,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频频对...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海峡法学》2019年01期
海峡法学

中外双边投资协定适用于香港的实现路径

近年来,两起国际投资争端引发了各界就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以下简称BIT)对港澳地区的适用性问题的广泛关注。在Tza Yap Shum案中,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仲裁庭于2009年6月19日做出的管辖权裁定虽然并未直接回答1994年中国—秘鲁BIT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一问题,但却认定作为香港永久居民的中国籍投资者Tza Yap Shum属于上述协定下的投资者,从而确定了协定对该投资争议的适用性。2011年秘鲁曾就此提出撤销裁决的申请,但最终还是遭到驳回。然而在Sanum案中,常设仲裁法院(PCA)仲裁庭于2013年12月13日在新加坡做出的管辖权裁决则明确表明1993年中国—老挝BIT适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这一结论似乎让人们以为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已经表明中外BIT适用于港澳地区。但2015年1月新加坡最高法院的判决却再次令该问题蒙上一层迷雾。新加坡法院采纳了中老间外交信函,指出中国所签BIT不适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从...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人大法律评论》2018年02期
人大法律评论

国际投资协定的政治经济学:一项研究议程

国际投资法可算是一般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异类”,私人投资者可以援引数以千计的国际投资协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HAS,1〕直接将国家起诉到国际法庭。在其他国际法领域中,私人从未享有如此程度和数量的国际法权利。一系列疑问随之而来:国家出于何种动机做出如此程度的国际法“让步”,国际投资法又是如何逐步从一般国际法体系分离出来,何种因素能够解释国际投资协定体系的独特性;在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双重角色国家增多、国有企业跨国投资增多的新常态下,国际投资协定体系又会走向何处?对国际投资协定的传统法律教义学研究或许可以向我们展示国际投资协定的内容、投资者据此享有的权利、缔约国承担的义务,但是无法解释国际投资协定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如何而来,[2〕更无法回应跨国投资新常态下“国际投资协定向何处去”的学术追求。在此意义上,国际投资法的跨学科研究就成为一种“学术必需品”〔3〕本文是这种跨学科学术努...  (本文共25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