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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与南京国民政府联苏制日外交(二)

自 1935年弃学从政后 ,蒋廷黻几与外交结下不解之缘 ,先是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驻苏大使 ,接着是出任国民党当局驻联合国常驻代表与驻美大使。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堪为蒋廷黻外交生涯中之重要一章 ,也为其一生引起众多是是非非的关键性事件之一。因而 ,对此一时期蒋廷黻的外交活动作一梳理 ,不仅可窥睹其对国际关系大势之把握与其制日外交思想之基本特征与发展脉络 ,澄清以往人们在此问题上存在的诸多认识误区 ,从而深化学界对蒋廷黻思想之研究 ,且亦可对南京国民政府联苏制日外交谋略及其运作有一大致了解。在 1936年 6月的中政会小组会上 ,蒋介石即以不容商榷的口吻建议蒋廷黻接受政府驻苏大使一职 ,并于同年 10月任命他为驻苏大使负责促成中苏间进一步的合作关系。蒋廷黻再次使苏之际 ,正值中苏关系进一步改善 ,然双方却依旧歧见纷纭猜疑莫释之时。际此之时 ,中日关系却日趋恶化。日本人的步步进逼 ,成为南京政权最致命的威胁。因此 ,消除双方的歧见与...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法人》2017年02期
法人

法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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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出处: 《法人》2017年02期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08期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试论顾维钧的“联美制日”外交思想

一、顾维钧“联美制日”思想的形成(一)“联美制日”思想形成的背景鸦片战争之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民国初年,腐朽的北洋军政府又与日本等国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下降,西方列强不断加紧对中国的蚕食和瓜分。民国建立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被继承,列强对华侵略的脚步丝毫没有放缓,尤以日本为甚,致使国内的反日浪潮日益高涨。顾维钧此时在袁世凯政府中担任要职,并参与了中日谈判。在与日本政府的斡旋过程中,顾维钧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仅仅是抢占山东之一时利益,而占领整个中国乃至远东才是其真正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顾维钧的反日情绪被激发出来了。1904年顾维钧留学美国,“决心要废除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改变中国与列强打交道时总是失败的状况”[1]4。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并与当时的校长日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美国学习的这段时间,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思维模式也...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学理论》2014年11期
学理论

论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联美制日”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应张学良之请,参加对外交涉活动。“主张有条件地与日本交涉”、“向张学良提出两点建议”和“提出锦州中立计划”,体现了顾维钧的“联美制日”思想。目前,史学界对顾维钧“联美制日”思想和九一八事变后外交活动的研究,一直处在平行而不等的发展现状中。①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的外交活动为例,集中分析“联美制日”思想在此阶段的体现及影响。“联美制日”思想是顾维钧外交思想的核心。“联美”是“制日”的重要途径,而“制日”是其思想的核心。这种外交思想一直引导着顾维钧的外交策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顾维钧向张学良提出两点建议,即“第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第二,立刻派一位能说日语的人设法去找日本旅顺总督(我想此人是儿玉——原注)并且也找当时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他是前日本外相”[1]414。诉诸国联一方面是基于满洲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满洲在国际上地位重要,若为他国占领,...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02期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七·七事变”前夕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的实施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曾经试图着力推动欧美国家抑制日本侵华。但是,1933年2月国联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审议结果显示,欧美国家虽然对日本独占东北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但谁也不愿意积极推动对日本实施有效制裁。这种状况使得国民政府转而和日本寻求交涉和妥协,以局部退让换取中日关系的稳定,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是,日本并没有因为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而停止进一步侵华,相反由继续蚕食华北发展为对华北实施分离,形成了著名的“华北事变”。“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渐调整了对日政策,由原来的妥协退让转变为强硬,并力图利用国际力量抗衡日本,这一策略即为“大国合作制日”。一、推动国民政府实施大国合作制日的诸因素“华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较大变化。在1935年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关于“和平”、“牺牲”的讲话,言“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1](...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安徽史学》2003年06期
安徽史学

一二八事变与英国对中日冲突的立场转变

关于英国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的调停 ,以往学术界有两种似乎不同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英国对日实行的是绥靖政策 ,“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作出让步 ,以求苟安于一时”①;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英国对日采取的是“被动和温和的遏制政策”②。然而 ,这两种评价所基于的研究方法却颇为一致 ,即以英国要维护它在中国尤其在上海的巨大利益为出发点 ,分析英国与中日两国的利益关系。只是前者认为英国因缺乏制日的实力 ,便以中国的主权作交易 ,无视世界安全的大局 ;后者则认为英国试图限制或阻止日本侵入其势力范围 ,因此其遏制政策是以往列强间争夺势力范围斗争的延续。但问题是 ,这种单纯的利益分析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因为它忽视了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观念对利益的建构机制。须知一个国家对其利益的考虑 ,不仅在于衡量利益的大小和有无实力来维护 ,更在于以何种观念和准则来赋予其利益以意义 ,从而形成作为政策出发点的立场。因此 ,“绥靖论”的缺陷在于套用了分析英国在欧洲推行的绥靖政...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