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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类学本土化的关键——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

徐 听说你刚从日本东京归来 ,这次赴日从事什么研究 ?主要收获有哪些 ?何 :我于 1999年 9月至 2 0 0 0年 3月底 ,应日本国学院大学的邀请 ,赴东京从事研究半年。这次是第二次赴日从事较长时间的研究 ,第一次是1995年至 1996年 ,先后在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和东洋文库从事学术研究一年。这一次主要从事中日史前文化的比较研究 ,撰写了《齿与文化———中日拔齿风俗比较研究》(约 30万字 )。此课题属于考古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拔牙风俗曾盛行于新石器时代 ,并残留于近代许多原始民族中。日本学术界从 1918年开始研究 ,许多著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曾参与研究 ,直至近几年仍发表不少有关论文 ,共约发表六七十篇论文和研究报告。中国虽然出土和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拔齿风俗资料 ,但直至 70年代才有个别体质人类学家研究 ,而且研究论著极少 ,迄今为止 ,仅发表六七篇论文和研究报告。本书稿分十二章 ,分别为研究概述...  (本文共11页) 阅读全文>>

《民族艺术》2017年02期
民族艺术

走野路 说人话 越界探求——我的问学之路

说到学术研究,我十分明白,我们这个年纪的想法和做法,日子可以有多种过法,而且要从最根一代学人,多半是过渡的一代。不像老一辈学人国本最实在的地方开始,比如穿衣吃饭之类。傣族大学功底深厚,也不像年轻一代很早就有机会游学爹大妈让我们重新明白一些简单的道理:芒种不世界,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一种正在与传统文插完秧,秋天就收不到谷;肚子饿了要吃饭,念什化决裂,又与当代世界文明隔绝的教育。到了青春么语录都不管用;小孩子离家远了想爸爸妈妈,那期长身体长心智的时候,更逢浩劫,连书都没得就应该回家。他们给知青的最好评分是“劳动好”,读,被放逐到边荒之地当“野人”。最差评分是“思想好,政治好,光光劳动不好”。从幸好这世界上有一种实在的学问叫人类学,他们那里,我们懂得务实的重要性,学会包容他就出自于野地里,老百姓中;也幸好这世界上有一人,善良处世,亲身体会文化的多样性,而且明白,种美好的事物叫艺术,可以为一无所有的梦想者所谓“文化”,不仅仅是我们在可...  (本文共11页) 阅读全文>>

《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01期
西北民族研究

中国民族学学科设置叙史与学科建设的思考——兼谈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上)

法国民族学家若盎·塞尔维埃说:“民族学和‘人文科学’许多其他科学,具备了一个共同特征,即每一次都要重新证实一下自己的历史。”(1)的确如此。对民族学学科史的“重新证实”,几乎见诸所有解读民族学是什么的论著、文章之中,而且不可避免地与人类学相交集。既然这种“重新证实”已经成为“行规”,故本文在以民族学的学科设置为主题的讨论中,也不可避免地会追溯学科史的一些背景。中国学界对民族学的学科解读,首推90年前蔡元培先生的《说民族学》一文。而随后出现、延续至今的“重新证实”,虽然不断丰富和完善着民族学的学科发展史,但是就学科认知的基本范畴而言,亦鲜有出其右者。一、蔡元培对民族学的学科定位略说(1)19世纪上半叶,Ethnology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称谓,在西欧崭露头角。这门学问在20世纪初年传入中国之后,曾以“民种学”、“人种学”的名义传播。直到1926年蔡元培先生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西文的Ethnology始获得一个中国本土化的...  (本文共14页) 阅读全文>>

《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02期
广西民族研究

越南本土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与研究趋势

东南亚地区因其在地理、语言、文化、族群和宗教上的丰富性和异质性,一向吸引着人类学者的目光。基于东南亚地区田野调查基础上撰写出版的民族志作品硕果累累,且不乏经典之作,例如格尔茨的“剧场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利奇的“山地政治模型”、詹姆斯·斯科特的“日常抵抗”等等,这些研究不仅成为人类学学科史上的里程碑,也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遗憾的是,一直以来,中国学者阅读与思考的民族志作品大多出自西方人类学家之手,这未免使得我们对东南亚地区的理解多多少少受到了西方视角的影响。换句话说,由于我们缺乏对东南亚本土人类学发展的了解,我们对东南亚社会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甚至有可能是歪曲的。本研究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提出的。越南在东南亚诸国中具有特殊性。首先是它在历史上受到了很深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其次是自近代以来,它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革命历程、相近的现代国家体制与语境,并同样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快速发...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5期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都市人类学的最新学科进展——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

一、引言都市人类学于1920年代末诞生,并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国际人类学界一个比较活跃的新兴学科。[1]1989年底,都市人类学从国外引进中国[2];1992年10月,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作为挂靠在国家民委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正式成立;2007年3月,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发展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2010年9月27日,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都市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都市人类学专委会”)。(1)此专委会为我国都市人类学专业人士唯一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最近20多年,都市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安徽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等学府,都成了重点学科或重点课程。都市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在中国已经形成,是中国人类学界一个学术活动较活跃、学术成果较多的新兴...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04期
贵州民族研究

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与困境

一、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主要矛盾田野调查(field study)是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经常使用的方法。人类学与田野调查的关系更为密切,可以说,人类学就诞生于田野调查的摇篮之中。伴随学界的不懈努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日臻成熟。人们对它的认识,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又存在不少争论。这突出体现在它所特有的几对代表性矛盾关系之中。其一,调查时间的“长”与“短”。作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开山鼻祖,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上做了为期四年多的田野调查。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一般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周期以一年为标准,这样整个年度的活动都得以看到。如果调查的时间短于一年,一般认为,就不大可能对研究对象产生深度了解。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几上几下”式的短期调查,其效果也是不错的,甚至有可能比做长时间调查所取得的效果还要好一些。这种调查方式主要是指,在2-3个月的短期调查之后,回到书斋去研读他人的作品,发现自己调查的漏洞后,再继续调查,然后再返回书斋...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