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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惩罚——以乡土社会中信用为媒介予以说明

在山东农村中,有这样一种行业即“赊小鸡”,商家于春天把小鸡赊给村民,而到年底向他们收账,村民们不当场付清钱款,这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小鸡的成活率问题,二是公鸡、母鸡的比例,而这两方面都关系到他们给付的钱款。对于村民们创制的这样一种行业习惯法规范,我们除了敬佩他们的智慧之外更主要的是吃惊。因为商家对于小鸡确切的成活率和公鸡、母鸡的实际比例是无从知道的,他们只是凭借乡民们自己报出的成活数量及公鸡、母鸡的比例来计算钱款。由此使笔者对于这种行业信用乃至农村中所存在的普遍信用产生了深思和研究的兴趣。一、信用与民间惩罚“信用”一词可考的最早记录源于《左传》,意为“信任使用”。从社会学角度看,信用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休谟认为信用是人类社会所赖以生存的三大自然规则之一。信用是人们间的一种信任,而信任“其实是个‘可信任’的问题。我之所以信任某人是因为我认为这个人是可信任的,而我之所以认为这个人可以信任是因为在我看来,如果这个人背叛我,他一...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许昌学院学报》2007年06期
许昌学院学报

论维系乡土社会秩序的规范及其本质

一、维系乡土社会秩序的规范——习惯、乡约与法律在西方很早就有人认识到维系社会秩序的规范,除了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律之外,还有“活的法律”,甚至德国法学家埃利希还认为,“在法律发展过程中,国家和国家立法活动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国家制定法仅仅是法律中很小的一部分”,能建立社会秩序的“法律”“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表现形式很多,有风俗习惯,有社团的规章等。”[1](P323)在我国,随着人们对法律现象认识的多元化,加之中国人口大多仍然居住在农村,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另外,人们在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反思中也逐步认识到: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活的法律”在维系我国乡土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位置,并认识到民间规则在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起着国家法律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的确,如果真正深入到我国最底层的乡土社会,就不能不认为习惯、乡约和法律...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02期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断裂社会与乡土社会的变迁——对江西赣南某县A村的个案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逐渐由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过渡,同一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广大城市相继进入工业文明及新技术革命时代,而广大农村尤其中西部地区农村仍处于落后的农业文明阶段。同一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这就是断裂社会的基本特征[1](P272)。本文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对A村进行个案研究,从而揭示乡土社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发生变迁。一、江西赣南A村的基本情况及信仰体系(一)A村自然、社会情况A村地处赣南某县的北隅群山之中,距县城62.5 km。别看这万山之中的沟壑之地,却曾是县、乡政府所在地,更是鲜为人知的“王府”。1933年7月至1934年10月,县苏维埃政府设在这里。五代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卢光稠被后梁太祖封为“舟汝王”,开平五年,被追封为“忠惠广利王”,A村是名副其实的“王府”所在地[2]。A村辖村里、老街、新街、东元里等14个村民小组31个自然村,2 000多人。该村没有工...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1期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宗族祭祖活动——乡土社会秩序建构的一种力量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制度改革,出现了原有农村社区组织管理制度的解体。而政府大力倡导的农村自治组织的发展由于各方面准备的不足,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在此情况下,家庭实际上既是基本的劳动生产单位,同时也是社会基层的一种组织单位。因此被视为封建残余的家庭集团化的宗族组织又死灰复燃,成为当今中国乡土社会的一股新的组织力量。该如何认识这种销声匿迹近三十年的宗族组织的再现?是将其作为洪水猛兽般给以打击还是积极寻求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并适当引导宗族组织的发展?本文通过历史上宗族祭祖活动有关规定的考察,试图在诠释宗族祭祖活动的正功能的基础上,将其作为社会秩序建构力量来分析,借此寻求宗族组织存在的当代意义。一、礼与乡土社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深刻剖析了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阐明了其“乡土性”的特点。“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都是熟人,信用的确立不必依靠对契约的重视。他们追求‘无讼...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05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重建乡土社会之宗族景观

为什么要研究乡土?这种道理似乎大家都知道,费孝通先生以“乡土”概括中国——“乡土中国”[1]。这是精准的概括。中国的所有事情,中国的政治都源自于乡土。“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而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2]11在中国,要做任何事情——从农村开始!这也是我们“重建乡土景观”的逻辑依据。如果有人问,乡土景观中根本性的景观是什么?笔者会说:“宗族景观”。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宗族不仅是产生传统乡土性人群共同体的基础,而且是一直贯彻、贯穿而下的纽带。“中国的亲属关系上追祖宗,下至子孙;在时间上是一连线,在组织上是文化的基石。……这种心态表现得最清楚的是青铜器上的铭文,由铭文上赐命的词句包括善尽职守不可辱于先祖,并且最后一定会有‘子子孙孙永保用’的字样。”[3]也就是说,中国的所有社会关系构造框架和传续根据不是别的,是...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01期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信任视阈下的民间惩罚——以乡土社会为场域

一、信任与惩罚自古以来,“信”就在国人的价值观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信已融入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成为国人所传承的美德之一。即使降至近代,信任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信任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福山就曾指出,信任关系关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如果一个社会内部普遍存在不信任感,就好比对所有型态的经济活动课征税负,而高信任度社会则不须负担此类税负”[2]。既然信任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对其予以特别的关注。“信任的问题其实是个‘可信任’的问题。我之所以信任某人是因为我认为这个人是可信任的,而我之所以认为这个人可以信任是因为在我看来,如果这个人背叛我,他一定会受到某种惩罚(包括官方惩罚、私人惩罚及自我惩罚),并且惩罚会使气背叛行为得不偿失。由此一个直觉性的结论是:信任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关于惩罚的问题,尤其是私人惩罚的问题[3]。如若我们在逻辑层面推论,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